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引发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而此时艾利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用以比喻中美关系未来命运的这一概念一经出世,便在政界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修昔底德陷阱”被广泛使用,外界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不尽相同,存在赞同的声音外也不乏对这一概念的质疑与否定。中美之间无疑存在着多方面竞争关系,在价值观、战略等方面双方仍存在疑虑。随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也在经贸、安全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对华定位上战略也转向强硬的。然而中美并非必然重蹈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覆辙。这是因为:首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联盟政治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雅典和斯巴达分别形成了以自己为首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然而中美发展现状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情形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一方已不再实施联盟政策。而且,在历史影响和现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的关系,因而使得中美双方因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得到了大幅降低。其次,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不断在要求中美在核武问题、恐怖主义、全球气候问题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度的合作,这表明广阔的全球治理合作空间预示着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并不必然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另外,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实际存在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与概率相对较小。除此之外,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也表明,两国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起伏变化状态,中美关系的一时紧张并不代表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结局就是中美两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艾利森使用“修昔底德陷阱”借古喻今,更多的是一种警喻,而非必然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