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社会的法理学的发展和演进过程,必然与当时社会的社会法律生活、学术思想观念与理论以及当时的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有关。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法理学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肯定论者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存在法理学,而且认为其体系完善,内容丰富。最好的明证便是在唐朝时期汇集《新律》、《晋律》、《北齐律》和《开皇律》等诸多成文法律典的《唐律疏议》的出现。《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相互融合,包含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各学派思想的成文法法典,同时也包括刑法和法理学的一部综合性法典。否定论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法理学的概念只是后世学者对西方法理学比附的结果,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形成法理学的体系和结构。在笔者看来,肯定论和否定论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却又都不够全面。中国古代社会法理学起步很早,在注释学的发展上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华法系也是世界法系中独立伟大的法系之一,虽然中国古代社会法理学在体系和结构上不够全面,但是存在法理学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四个时期中的法理学的发展与演进,阐述了这四个时期国家注释学的发展、法的起源、成文法法典的编撰以及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为代表的各家学派的思想对当时法理学的渗透与影响,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法理学的发展与演进,从而得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确实存在法理学,并且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和充实“自我”的结论。法理学被界定为是法律的智慧,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更是承着中国古人的“优秀”的法律成果和法律文化。了解并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更是认知当今世界法理学发展和变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