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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增加地方投资，推动辖区经济的发展，众多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更替会给本地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目前从官员更替角度研究其对企业投资的文章则非常少。由于各地区企业投资波动现象很频繁，我们猜测地方官员更替也会通过某种途径影响到企业投资行为，所以本文试图从官员更替的角度来解释企业投资波动的现象。我们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的途径的文献，分析整理后，我们发现其影响途径为四条:第一，官员更替当年，地方官员为了自己有更好的晋升，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本地区的投资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即所谓的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第二、官员更替当年，与地方政府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为了能够让自己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会极力的增加投资，主动帮助在任者达到他们的晋升目标;第三、官员更替会带来政策上的不确定性，这会影响企业对投资项目现金流的判断，由于投资的不可回收性，企业会选择降低更替当年的投资率;第四、官员更替当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干预会减弱，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下降。
为了精确的计量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我们搜集了从1998-2012年间除海南、重庆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数据及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以我们搜集的所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来看，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当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的实证结果表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不大，但是在更替当年，民营企业的投资率平均降低约1.46％。为了检验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具有偶然性，我们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年份人为的前置或后置一年，发现人为更改后的官员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由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而投资对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非常重要，因此，投资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上市企业股票的定价。所以本文也实证分析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上市企业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官员发生更替会显著增加企业当年的股票收益波动率。即使官员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投资者依然对此做出了反应。
由于官员更替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我们推测，官员更替当年，若更替频率越高，则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对此，我们也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全体样本和民营企业而言，只有当官员更替一次时，企业的投资率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官员更替次数上升时，企业投资率下降的则没那么明显了。而对国有企业而言，不管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次数为1次还是多次，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都不大。这说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官员更替次数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当年只发生一次官员更替时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是最大的。这可能是因为官员更替次数在两次及以上的年份大部分都是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由于党代会召开前后，政府需要保证经济的繁荣稳定，会有利好的政策出台支持企业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不确定对企业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出现本文实证中得出来的现象，企业投资率的降低程度并没有随着官员更替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为了验证省长与省委书记更替对企业的投资影响是否有分别，我们将省长和省委书记更替的虚拟变量分别列出进行回归，其结果表明:当以国有企业为样本时，不管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当以全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为样本时，只有省长的更替对企业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省长更替当年，企业的投资率平均下降约0.72％，而省委书记的更替虽然也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这个发现充分说明了“党政分开”的制度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实施。
另外，由于地区之间在法制水平、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猜测在不同地区，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投资率产生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划分标准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研究，发现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投资波动有影响;对国有企业来说，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中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会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而对东部和西部则影响不大。对民营企业来说，政府对各地区的民营企业的直接干预力度都比较低，只能通过政策上的措施来间接影响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对民营企业来说是最关注的。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多为发达省市，其所处的环境与其它地方有很大的差别，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地方官员对政策制定较其他地区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所以当官员发生更替时，东部地区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比非东部地区更大。因此，会出现我们的实证分析所表现出来官员更替会导致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投资率显著下降。另外，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渊源，不管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是否为政府官员，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非常多的，所以政策不确定性对所有地区的国有企业影响都很小，因此，官员更替能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政府干预弱化:在官员更替当年，地方政府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干预程度降低，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率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投资率。在东部地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官员的政治权利相对就较弱，因此在官员更替年份，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投资率下降的程度会很有限;另外，在西部地区，尽管市场化程度最低，在非更替年份，地方官员有很大的权限干预国有企业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建设非常落后，中央对西部地区投资干预力度一直都较强，所以即使是在官员更替当年，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率受本地官员更替的影响也不会太明显。因此，只有中部地区会在官员更替当年，国有企业投资率显著下降。综合起来，正好符合了以全体企业为样本得出来的结果:只有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贡献为:第一、从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视角来比较其对国有上市企业和民营上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省长或省委书记，这为该领域为数不多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证据;第二、从职务、地区、官员更替频率这三个角度分别研究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企业投资率产生的影响;第三、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的途径。
本文的不足:第一方面是数据问题，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数据是根据各网站公布的干部简历手动搜集而来，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下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国泰安数据库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第二方面主要于国有企业，本文的结论表明，官员的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不大，并定性的分析了影响不大的原因，但没有做出实证上的分析。第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但官员更替对企业的影响除了投资以外，还应该包括其它的方面，如企业价值和融资约束的改变，这些都有待以后进一步的考察。
为了精确的计量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我们搜集了从1998-2012年间除海南、重庆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数据及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以我们搜集的所有上市企业为样本来看，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当我们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的实证结果表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不大，但是在更替当年，民营企业的投资率平均降低约1.46％。为了检验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具有偶然性，我们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年份人为的前置或后置一年，发现人为更改后的官员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由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而投资对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非常重要，因此，投资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投资者对上市企业股票的定价。所以本文也实证分析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上市企业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官员发生更替会显著增加企业当年的股票收益波动率。即使官员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投资者依然对此做出了反应。
由于官员更替会带来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我们推测，官员更替当年，若更替频率越高，则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对此，我们也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全体样本和民营企业而言，只有当官员更替一次时，企业的投资率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随着官员更替次数上升时，企业投资率下降的则没那么明显了。而对国有企业而言，不管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次数为1次还是多次，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都不大。这说明，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官员更替次数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当年只发生一次官员更替时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是最大的。这可能是因为官员更替次数在两次及以上的年份大部分都是党代会召开的年份，由于党代会召开前后，政府需要保证经济的繁荣稳定，会有利好的政策出台支持企业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不确定对企业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出现本文实证中得出来的现象，企业投资率的降低程度并没有随着官员更替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为了验证省长与省委书记更替对企业的投资影响是否有分别，我们将省长和省委书记更替的虚拟变量分别列出进行回归，其结果表明:当以国有企业为样本时，不管是省委书记还是省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当以全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为样本时，只有省长的更替对企业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省长更替当年，企业的投资率平均下降约0.72％，而省委书记的更替虽然也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这个发现充分说明了“党政分开”的制度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实施。
另外，由于地区之间在法制水平、市场化程度、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猜测在不同地区，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投资率产生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划分标准分成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研究，发现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投资波动有影响;对国有企业来说，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中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会有显著为负的影响，而对东部和西部则影响不大。对民营企业来说，政府对各地区的民营企业的直接干预力度都比较低，只能通过政策上的措施来间接影响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对民营企业来说是最关注的。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多为发达省市，其所处的环境与其它地方有很大的差别，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地方官员对政策制定较其他地区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所以当官员发生更替时，东部地区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比非东部地区更大。因此，会出现我们的实证分析所表现出来官员更替会导致东部地区的民营企业投资率显著下降。另外，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渊源，不管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是否为政府官员，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非常多的，所以政策不确定性对所有地区的国有企业影响都很小，因此，官员更替能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政府干预弱化:在官员更替当年，地方政府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干预程度降低，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率下降，从而降低了企业投资率。在东部地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官员的政治权利相对就较弱，因此在官员更替年份，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投资率下降的程度会很有限;另外，在西部地区，尽管市场化程度最低，在非更替年份，地方官员有很大的权限干预国有企业投资，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建设非常落后，中央对西部地区投资干预力度一直都较强，所以即使是在官员更替当年，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率受本地官员更替的影响也不会太明显。因此，只有中部地区会在官员更替当年，国有企业投资率显著下降。综合起来，正好符合了以全体企业为样本得出来的结果:只有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省长、省委书记的更替对企业的投资率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贡献为:第一、从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视角来比较其对国有上市企业和民营上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省长或省委书记，这为该领域为数不多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证据;第二、从职务、地区、官员更替频率这三个角度分别研究了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企业投资率产生的影响;第三、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的途径。
本文的不足:第一方面是数据问题，省长、省委书记更替的数据是根据各网站公布的干部简历手动搜集而来，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下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国泰安数据库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第二方面主要于国有企业，本文的结论表明，官员的更替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率影响不大，并定性的分析了影响不大的原因，但没有做出实证上的分析。第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率的影响，但官员更替对企业的影响除了投资以外，还应该包括其它的方面，如企业价值和融资约束的改变，这些都有待以后进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