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速,金融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进入到一个特殊阶段：宏观经济发展减速、工业企业利润下降、金融投机活跃、金融利润高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金融的快速发展(甚至是过度繁荣)带来的金融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引起了普遍的焦虑；另一方面,数量扩张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低附加值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难以摆脱“世界车间”和“为他人做嫁妆”的现实。而且,金融危机发生后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也使该模式难以为继。基于高储蓄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益发引起对增长源泉可持续性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反思(Blanchard et al.,2010)。因此,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绝非仅仅是数量关系。基于效率维度,对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简称为“金融效率”)的重拾与关注就成为现阶段的占优策略。为此,从效率维度探讨“虚”与“实”关系,将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催化功能。基于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本文提炼的科学问题聚焦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尤其是金融发展如何提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水平。为此,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优化措施的研究逻辑,基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国金融效率的现实出发,以实现金融效率的优化为目的,研究金融发展如何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以期对国家审慎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制定与调整提供决策思路及实证支持。具体而言,在理论分析部分,一方面,基于金融分工功能论和内生经济金融发展理论等,运用Deidda模型探讨宏观层面的内生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界定“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简称“金融效率”)及其分解效率(“金融配置效率”、“金融创新效率”)等概念；另一方面,结合企业金融化理论以及政府干预理论,构建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制造业过度金融化抑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政府控制进一步放大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两个研究假设,为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和优化路径提供微观基础。在实证分析部分,基于金融效率的测算结果,在宏观层面运用面板协整估计技术等研究方法实证检验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与传递机理；同时,在微观层面基于金融化理论探讨制造业的金融化趋势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政府控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稳健性结论,提出改善中国金融效率的优化措施。研究发现：(1)金融配置效率与金融创新效率是金融效率发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不同的作用与机理。(2)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观,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桎梏于传统的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金融创新效率不足是金融效率改善的极大钳制因素。(3)中国金融效率的分布具有较为典型的经济区域特征和金融控制程度特征,尤其是政府的金融控制政策抑制了金融创新效率的提升。(4)金融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进程是影响金融效率的重要宏观变量,对金融效率的发挥具有不同的作用渠道。其中,金融结构优化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主要通过提升金融创新效率影响金融效率；二元经济结构失衡则主要通过拉低金融配置效率而拖累金融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进程不仅影响金融配置效率,又关乎金融创新效率,从而有效增进省域的金融效率。但是,政府对于金融的过多干预将会稀释金融市场的正能量。(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对中国金融创新效率低下的一个合理微观解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盈利能力和创新压力增大,主营业务萎缩趋势开始显现,而金融投机日趋活跃,企业的过度金融化已经较为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意愿,而政府的控制强度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消极影响,从而导致金融的整体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明显不足,即金融创新效率偏低。基于此,优化中国金融效率的思路最终落脚于促进经济、金融的转型升级。未来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控制产能过剩；(2)培育创新机制；(3)深化市场改革；(4)抑制金融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