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5年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知识研发和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引导我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具有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特征,代表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改造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推动经济科学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在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从企业、产业、省域、区域、国际等多个视角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结论如下：一、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中研发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差异化影响,给出高新技术产业绩效变动的微观经验证据2009-2010年,随着消费者对新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绩效较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研发活动中,研发的效果也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企业各分位绩效的影响几乎都不显著,但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提升,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总体上也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资产负债率一直都是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并且,资产负债率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低分位数的影响小于对绩效高分位数的影响。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提升。2007-2009年,规模因素对高新技术企业各分位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2010年,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低分位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二、建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与内资企业间双向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更为准确地测度外资溢出效应对产出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就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言,1995-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内资企业没有跨越外资发挥作用的“门槛”,导致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2001-2008年间,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行业间的带动效应使得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2001年之前,相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内资企业基础条件比较差,没有能力对外资企业产生影响,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随着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的不断成长,2001-2008年,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产生了负的溢出效应。逐渐壮大的内资企业以低廉的价格、不断壮大的科研队伍等相对优势在国内市场上开展了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就高新技术产业中内资与外资企业间相互作用的调整机制而言,内资企业在2001年前对市场变化反应并不敏感,2001年之后,调整系数显著增大表明内资企业已转变为能够积极顺应市场需求,把握市场机遇,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外资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及调整能力在各个阶段都较强。三、建立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梯度变迁的广义排序选择模型,找出不同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相比而言,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梯度变化较大,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梯度的变化并不明显。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和各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是中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因而发展水平比较稳定。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同发展梯度水平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积极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工业发展水平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恰好相反。随着高新技术产业梯度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业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由带动变为挤出,因此,工业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研发支出的有效性在不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下也有较大差异。一般而言,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研发支出的有效性也逐渐增加。人力资本支出的风险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滞导致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四、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各区域中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出的经济溢出效应,以及两种效应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由于研发经费支出对创新成果产出的重要影响和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成果转化的推动,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研发投入的高回报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研发积累有效推动了我国各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省份向外围的研发溢出效应对产出增长具有差异化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溢出效应对产出的促进作用要远小于自身研发努力对产出的贡献,长三角地区各省份研发活动与省份间知识溢出效应贡献近似相等,而珠三角地区研发要素由外围向中心的集聚效应较强导致知识溢出的贡献为负。总体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各地区内产出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具有正向促进效应。环渤海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对外围相关配套产业的拉动有利于外围省份的产出增长,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广东已经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离心力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活动和生产要素逐渐流向外围省份,带动了该地区外围省份的产出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实物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显著,资本驱动型和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实物资本与研发资本相结合共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低,对技能型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高。五、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效果,模拟政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长方面,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结构方面,财政激励政策通过增大研发支出促进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增加值相对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鼓励要素流入产生的技术进步,都能够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率,改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内部结构,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更为显著。财政激励下高新技术产业对其后向关联的原材料工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等产生了显著的回顾效应,对其前向关联的消费者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等产生了一定的前瞻效应,对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产出增加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税收优惠作用下,虽然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发挥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但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资本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小于相对要素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增加,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对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加值增长产生了负的影响。六、基于中、日、英、美四个国家投入产出数据,采用结构分解模型测算了最终需求和增加值各变量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变动的贡献,采用非完全假设抽取法测度了四国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中国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远小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其推动产出增长的效应逐步显现。消费对各国高技术产业产出贡献的差异较大,对于英国和美国而言,消费是两国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中、日、英、美四国高技术产业资本形成与产出变动的方向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大量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驱动型”特征明显。并且,在各国中,净出口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一枝独秀”局面。1995-2005年各国高技术产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上逐渐增强,但各国高技术产业劳动者报酬差距悬殊,英国和美国高技术产业一直维持着高额的劳动者报酬支出,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者报酬远低于各发达国家。各国高技术产业与自身的后向关联最为密切,并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具有更为紧密的后向关联,且关联效应逐步增强。前向关联方面,中国高技术产业对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行业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前向关联大于消费者服务业,这主要是由中国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的事实所决定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财税政策效果的研究,对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地方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推动都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正确认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差异,不仅有利于准确判断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态势,而且有利于借鉴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因此,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