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维柯的美学研究由朱光潜先生开启。但之后国内的维柯美学研究却有些薄弱和不够深入。到底是什么制约了维柯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通常被看作历史哲学家、法哲学家的维柯到底可不可以算美学家?有没有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重估从美学视野研究维柯思想的合理性；在合理的基础上,追问维柯美学思想对于学科史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正是本文将要一一展开的问题。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如下：序论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维柯思想研究综述；二是本选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三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从维柯著作及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美学家。但这并不表示,维柯思想不可以、不能够被美学合理借鉴。这种合理性的树立来自两个方面：对美学学科内涵的反思和对维柯思想的掌握与运用。“美学之父”鲍姆嘉登曾给出Aesthetica的经典定义,将美学作为感性认识的科学,也就是说,奠基于人的“感性”之上。而当我们沉潜于维柯的全部思想之中,就不难寻找可供支撑美学研究的基点,这就是“感性”。感性和感性(诗性)智慧构成了维柯整个美学思想的核心与基础,而这在本来意义上凸显了稍晚于他的鲍姆嘉登所提出的美学学科(Aesthetica)的感性学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维柯对于美学学科也有一定的创建之功,恐怕并不过分。第一章即“维柯的思想与著作”。本章尝试对维柯的生平进行简单描述,并梳理和展现维柯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维柯思想的主要资源：柏拉图思想给予了维柯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学之根基；塔西佗促使维柯从罗马史和罗马法中吸取营养；培根使维柯充分关注近代科学文化的宏伟发展和重视经验,格劳修斯教会维柯要将“最高真理”(哲学)与“最低真理”(通常体现为历史与语文学)融会贯通。而维柯的整个著作体系也印证和体现了其思想发展的先后历程。第二章即“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感性’的上升之路”。在这一部分中,本文以维柯的六个大学演讲和《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为研究文本,从认识论、方法论两个方面,来分析“感性”在维柯思想中的地位与变化。在早期大学演讲中,维柯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正面人之“感性”的必然：人的心智发展历程是由感性到理性,感性是必然的也是开端的阶段。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维柯开始反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批判法”的泛滥与越界。他认为,有些人或是先天的禀赋不足,或是未能受到应有的教育,既缺乏深刻的理性来获取知识,又没有强大正确的意志来指导实践,他们往往是受感性支配的。对这些普通大众而言,要用智慧引导他们,追求的不应只是真理而必须加上“常识”,在思维上必须仰仗感性的“论题法”,在教化手段上必须借助雄辩和修辞术。也就是说,要将这大多数人纳入思想观照之中,仰仗和凭借的,是感性而非理性。第三章即“从形而上学出发：‘感性’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真理”。本章以《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形而上学)》为研究文本。此书中,维柯从形而上学的建构出发,自上而下地为感性认识提供了合法存在的基础。维柯开篇便提出,“真理即创造”的原则,即“真理”与“创造”互相依存、互为前提,认识与实践融于同一过程。在这条原则下,他将知识分为了“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神的知识”出于神的创造,本身即为神之造物的人类只能不断认识和趋近,永远无法达到。但维柯并未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失望,正相反,他积极地将“真理即创造”的规则应用在了人的认识上。人虽然不能彻底认识神的造物,但人可以认识自己的造物。在这种认识上,人的心灵犹如上帝,是对神性最贴切的摹仿。因此,当人将感性用于认识事物的同时,他也就创造了感性的造物(从感觉、到记忆、到想象这样的精神产物乃至最终物化、外化的文艺作品)。在“真理与创造互相转化”的这个原则下,在“创造”这个层面上,感性具有了同理性一样的重要意义,同样能够导出人类自己的真理,作为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第四章即“‘诗性智慧’：‘感性’基础上的人类早期智慧”。本章以维柯的第三版《新科学》为研究文本。此书中,维柯发现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与作为个体的人的心智发展过程是呼应的。人类最初的思维,绝不是哲学家的理智,而是感性的、想象的。由原始初民的感觉和想象(对神的恐惧)诞生了各民族最初的神,由占卜神意发展出了“诗性玄学”(poetic metaphysics)。在此基础上,由“诗性玄学”衍生出两个分支,其一是原始初民的各种人性制度,即“诗性逻辑(poetic logic)"、“诗性伦理(poetic morals)"、“诗性经济(poetic economy)"、“诗性政治(poetic politics)"。其二是原始初民的世界观,即“诗性物理(poeticphysics)"、“诗性宇宙(poetic cosmography)"、“诗性天文(poetic astronomy)"、“诗性时历(poetic chronology)"、“诗性地理(poetic geography)"。这些分支都是建立在早期人类的想象基础上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柯的“诗性智慧”。第五章即“‘诗性智慧’的核心：‘诗’与形象思维”。早期人类如何凭想象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历史与文明,代表性的“诗性人物性格”分别有哪些,早期人类的“形象思维”又有哪些特点——这些内容都已在第四章中论及,但散见于“诗性玄学”、“诗性逻辑”、“诗性经济”等各章节的论述中。因此,本章从“诗”与形象思维入手,在综合《新科学》各部分材料的基础上,对“诗性智慧”作进一步的论述。维柯的“诗”并非仅指那种狭义的、文学体裁的的诗歌,而是取‘诗’这一词的最广泛的意义。维柯把想象的创造称为“诗”,把那些通过想象来认识世界并创造自己的文明的早期人类称为“诗人”；“诗人”们运用隐喻、转喻等形象思维来理解世界,并将各种不同的人物、事件或事物总括在一个具体形象里去表达,由此形成了形象思维最为生动的结晶：“诗性人物性格”。结语即“维柯美学思想的独特贡献与当代意义”。在维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对“感性”智慧的论述也体现出了三个特点：第一,“感性”认识不仅是人之个体的心智开端,也是人类整体最早的思维与智慧。第二,“感性”在维柯那里,不仅仅是一种必要的认识能力,在“真理即创造”原则下,人之“感性”能力在认识的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第三,维柯构建了一个基于“感性”思维的“诗性智慧”体系,而这体系的一个分支是人的实践与技艺,另一个分支则包括一切的科学与知识。而所有这些在早期人类那里都是奠基于想象的,因而都是“诗性”的。维柯因此将整个早期人类文明置于了“感性”智慧的基座之上,事实上,也是把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学”要研究的内容作为了整个人类思想的基底和载体。在维柯所构筑的人类智慧蓝图里,在视野所覆盖的广大领域中,在与诸学科的广泛关联中,“感性”智慧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维柯的美学思想也显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广阔格局。当今美学,对学科之本质、规定性、方法论的探讨已经日臻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回溯学科分化独立前的美学思想,吸收和借鉴其独特之处,应该是有必要且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