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紧张,湘、淮军的崛起,清末新军的编练,地方督抚权力大为增加,中央集权开始削弱,打破了清初以来形成的地方文武牵制、权利均衡的军政体制。武昌起义后,各省独自为政,地方上武人干政、军政不分。面对此种局面,南京临时政府无力处理,直到袁世凯主政北京政府,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撤销地方都督名号,改都督为将军,在北京设立将军府,隶属于大总统,由督理各省军务将军和在京任职将军两部分组成。督理各省军务的将军,在驻地建立将军行署,其军政事务受大总统、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指示。袁世凯主政时期,将军府的运行主要围绕参与军事操练、参与国防会议、制定军事草案等军政活动展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作为军事顾问机关的性质。根据军事地位的不同而授予不同等级的将军名号,充分体现被授予者的军事及社会地位,而北京政府对于地方军事长官的名号授予,也就成为中央对地方军事力量控制的象征。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改将军为督军,伴随着地方军政局势的再次混乱,将军府逐渐丧失作为军事顾问机关的意义,其日常运行主要围绕处理府内事务、查照接收转发函件等与军事关系不大的事务展开。在这样情况下,将军名号的封授逐渐成为统治者笼络和奖恤官员的工具,失去原有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的意义。因此,1925年,段祺瑞下令裁撤将军府,然而将军名号仍继续存在,直到1928年随着北京政府统治的结束而终结。从袁世凯设立将军府及将军开始,社会各界包括将军在内,都给予此改革极大的关注。虽有人意识到政府试图通过此项措施来达到实现军民分治的目的,但基于当时时局变化,世人对于将军府及将军的总体评价是贬多于褒,特别在1916年后,因将军过多干涉政治,遭受世人的不齿。本文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发展演变,通过梳理民初将军府及将军的活动,认为袁世凯这一改革措施有其历史合理性,体现了政府为加强对地方控制,实现军民分治的权力制衡和集权精神,也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中的传统因素如何在民初中央体制变革中被加以运用,来实现国家体制的顺利转型、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