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与特定的运动、政策有难以切割的亲缘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乌托邦的欢歌声中透露出浓重的悲剧品性,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本文认为合作化小说拥有两大特质:一是与“历史文本”互文,文献价值大于审美价值;二是“日常生活神圣化”,具有陌生和狂欢效应。面对合作化运动的冲击,乡村传统文化在固守中被瓦解,在瓦解中又潜伏着。本文还对三大人物谱系进行了归类分析,“社会主义新人”在平凡人生向英雄崇拜转化的过程中,其“政治超人”的荒诞与人类审美追求的崇高形成了悖论命题;“中间人物”有着深厚的恋土情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真实;“问题女性”则是在女性意识缺失层面上的界定。总之,农业合作化小说研究应该是理性与感性双重作用下的文本细读,应该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中的人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