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具有交叉性学科的特点。当前,“主题研究学说”、“文化地理学说”是该领域研究的主流,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国内多从区域、断代(时间段)、文化本体三个层面来研究文化地理,成果丰硕。从国内研究成果看,汉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地理成果最多,而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成果很少。本研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局限,以纳西族活动区域为对象,以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为断限,从纳西族整体观来研究文化演变的时空关系,并讨论三个文化亚区的差异特征和综合文化区与周边文化区互动的关系。域内文化因子的数量和大小是文化区划分的重要指标。从声韵母、声调、词汇来考察,纳西语分布呈现出以无量河(水洛河)、金沙江相连成线为界限,分作东、西两个方言区,随着社会发展有不断分化的趋势。纳西象形文字是“迄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对研究文字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纳西象形文字包括东巴文、哥巴文、玛丽马萨文、阮可文等,除东巴文外都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根据东巴经书书写风格、东巴字与哥巴字使用数量来看,纳西象形文书写的经书可分作四个分布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东巴教是纳西族所特有的宗教,对祭司称呼不同可分作东巴、达巴,他们分布区与东、西方言区一致。三多神信仰以“拿喜”一支为主,丽江、永宁、白地形成明显的不同土主神信仰的区域,这些自然神经历了自然物到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地区的影响很大,先后创建30余座寺院。滇西北地区以噶玛噶举派为主,形成十三大寺院；东部地区则以格鲁派为主,蒗蕖保留了3座萨迦派寺院。明代,汉传佛教一度在丽江处于独尊地位,道教对纳西族地区的影响也明显。外来宗教在纳西族地区都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是多种宗教在纳西族地区能够共融共存的原因。明至民国时期纳西族风俗渐被汉俗等外来习俗所浸染,形成为多元化的地域性风俗,在纳西族祭天、岁时节庆方面都有体现。历任流官以“移风易俗”为己任,在纳西族地区推行土葬习俗,在坝区、河谷和交通要道形成以土葬为主,山区、半山区则保留了传统的火葬习俗,地域分布与汉文化辐射强弱成正比例关系。在丧葬仪式中,死者的灵魂都要送回到祖居地。这包含了纳西族先民对地理空间的记忆,是研究纳西族迁徙路线的重要依据。这时期,纳西族婚姻家庭制最具有特点,泸沽湖畔的走婚母系制、俄亚的多偶双系制、丽江的一大一妻父系制,成为研究人类婚姻家庭制的“活化石”。这些婚俗由地理环境、行政制度、域内经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从纳西族生产生活的时空变迁来看,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表征,是人类发展的“指针”。纳西族服饰时空变化突出,各区域间差异明显,明代显现出以丽江、永宁为主的服饰文化区,清代形成了丽江、白地、永宁三个服饰文化区。毛、皮和麻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服饰材料,纳西先民就地取材,设计多样化的民族服饰,与周边的藏、白、彝、傈僳等民族在服饰上体现出交融的特点。纳西族地区引进外来物种促成了域内不同的饮食习惯,也促进了区域内社会结构变化。纳西族饮食文化体现出民族性和地域性两大特点。早期纳西族以“木楞房”为主体民居建筑,随着对外交流和宗教建筑引入,引发了民居建筑大发展,形成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蛮楼、闷楼等多样式的民居格局。这些民居建筑的变化多受当地的气候、材料、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通过对以上文化因子的考察,本文探讨纳西族地区综合文化区及三个文化亚区的划分依据。丽江、白地、永宁三个文化亚区间差异明显,主要影响因素有：地理环境、政治势力和行政区划、交通发展及民族融合等。明至民国时期,纳西族受汉文化的全面影响,表现在丽江洞经音乐、壁画、汉文化教育等方面。历史上纳西族与藏、白、普米等周边民族间一直以来关系密切,文化互动突出,这种地缘性的互动关系一直延续至今。总之,纳西族蔚为大观的民族文化,是在历史时期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层在纳西族地区交融、变异、沉积,形成了以纳西族文化为“标签”的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