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损失因果关系作为侵权法视角下成立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要件之一,其举证责任分配和认定标准往往作为保护投资者和防止滥诉两种冲突利益的调节器发挥功能,并反映了一国反证券欺诈法规中的政策考量。我国《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及其因果关系构成要件作了规定,特别是《规定》在因果关系要件上采纳了美国判例法确立的“可反驳的信赖假定”规则,用推定规定划定了原告主体资格和赔偿范围,属于成立证券固定责任的要件。但这种依据因果关系推定成立证券固定责任的规则,存在没有考虑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合理地缩小了成立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进而限制了部分投资者胜诉获赔的权利等缺陷。那么,在上述证券责任之外,能否从成立侵权责任的视角,使得投资者得以在《规定》推定成立的因果关系范围之外请求赔偿,依据何种法律依据请求赔偿,从追究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路径主张权利比仅依靠证券固定责任又有何积极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些问题,对相关理论和判例展开分析,首先围绕美国损失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和联邦最高法院Dura Pharmaceuticals,Inc.v.Broudo判决展开分析,然后结合我国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相关现行法规和判例,对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适用侵权法规则认定损失因果关系的成立、举证责任的分配和损害额计算方法的进路展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