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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一贯以民为本,推尚“先富后教”。汉承秦制,再次建立起“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权。在最初七十年间,社会从人口稀少,经济极度凋敝,经“文景之治”发展到了汉武朝的鼎盛之局,其发展路径与孔子“庶”、“富”、“教”的政治思想正相契合。儒家不尚“空言”,力求“见之行事”。汉初诸儒“仁以为己任”,担当起“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庶”的基础上以“富之”、“教之”为职志,因时制宜,切中时弊,引领社会政治走出一条和谐有序的发展路线。儒学成为官学是从汉代开始的,并由此而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延绵两千余年。西汉以降,儒家学者积极入世,通过建言、著述、制定礼仪制度等方式参与政治。汉承继长年的战乱之后建立帝业,立国时,社会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时局之下,西汉君臣们面临着治国理路的选择问题。在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面前,最终是儒学与社会政治形成互动,在历经固本培元、发展经济、教化社会人心三个主题显明的阶段之后,成功地在汉武帝朝臻成富强与文明并行的太平盛世。政治思想与现实治理能否结合得当,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汉初七十年间,儒家代表人物凭着真知卓识,结合对时局的深刻认识,不断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政治方略,使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学的治世效用。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真正见用与社会政治。汉初政府是比较开明的,君臣们拨乱反正,关心社会和民生,积极的从儒学中学习并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从而推进了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秦汉之际处于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时期,从政治上说,秦政法家后来视儒学如仇雠,秦始皇统治时对其进行严酷打压,儒学一度陷入危局;汉兴,大一统政治和皇权专制的模式承袭秦制而来,而且不断趋向于完备。儒家民本思想与专制体制的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景下,儒家学者本着“中道”之理念,灵活变通协调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与时俱进、放眼全局,始终志在和谐天下。对儒学而言,汉初统治者在现实治理中,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如“仁德政治”、“礼法兼用”、“德主刑辅”、“富而后教”等为治理路,是巩固政权和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治世圭臬,从而尊儒学为正统。因此,汉初七十年,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值得深入思考。本文着力于儒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这其实是由儒学的特质所决定的。儒学高度关注现实社会,是专于社会治理的学问。因此,在汉初又表现于社会政治的研究,也就是说,儒学与汉初社会关联密切、互为表里。儒学主“和”,一贯以和谐社会、和顺人心、和睦家庭为思想础石,这就必然要求它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宏观、严谨的认识。通观西汉前期历史,孔子庶、富、教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与其历史实际正相契合。毫无疑问,拥有足够的人口是一个社会政权存在的基础,在此之后,就要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民的温饱、生计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稳定;在社会富庶、民生裕足以后,就要提倡教化,如果社会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缺失人文信仰就永远称不上真正的强盛,要想长治久安亦会成为空谈。道德问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问题,若要使社会崇尚人文道德,中国古人认为通过“以六经为教”实为最有效的途径。汉初社会在国力强盛、财资盈溢时,卓然选择推尚仁爱教化,大力发展儒家教育事业,最终臻成大汉王朝赫赫文明的繁华盛世就可视为显证。儒学对汉初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同样,汉初现实治理实践也影响反作用于儒学,从而促进了汉代新儒学的形成,这对于研究儒学与今天的社会发展问题颇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