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一贯以民为本，推尚“先富后教”。汉承秦制，再次建立起“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权。在最初七十年间，社会从人口稀少，经济极度凋敝，经“文景之治”发展到了汉武朝的鼎盛之局，其发展路径与孔子“庶”、“富”、“教”的政治思想正相契合。儒家不尚“空言”，力求“见之行事”。汉初诸儒“仁以为己任”，担当起“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庶”的基础上以“富之”、“教之”为职志，因时制宜，切中时弊，引领社会政治走出一条和谐有序的发展路线。儒学成为官学是从汉代开始的，并由此而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延绵两千余年。西汉以降，儒家学者积极入世，通过建言、著述、制定礼仪制度等方式参与政治。汉承继长年的战乱之后建立帝业，立国时，社会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在这样的时局之下，西汉君臣们面临着治国理路的选择问题。在一系列具体的社会问题面前，最终是儒学与社会政治形成互动，在历经固本培元、发展经济、教化社会人心三个主题显明的阶段之后，成功地在汉武帝朝臻成富强与文明并行的太平盛世。政治思想与现实治理能否结合得当，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汉初七十年间，儒家代表人物凭着真知卓识，结合对时局的深刻认识，不断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政治方略，使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儒学的治世效用。从而使儒家的政治思想真正见用与社会政治。汉初政府是比较开明的，君臣们拨乱反正，关心社会和民生，积极的从儒学中学习并汲取治理国家的经验，从而推进了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秦汉之际处于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时期，从政治上说，秦政法家后来视儒学如仇雠，秦始皇统治时对其进行严酷打压，儒学一度陷入危局；汉兴，大一统政治和皇权专制的模式承袭秦制而来，而且不断趋向于完备。儒家民本思想与专制体制的矛盾仍然存在。在这种情景下，儒家学者本着“中道”之理念，灵活变通协调着方方面面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与时俱进、放眼全局，始终志在和谐天下。对儒学而言，汉初统治者在现实治理中，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如“仁德政治”、“礼法兼用”、“德主刑辅”、“富而后教”等为治理路，是巩固政权和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治世圭臬，从而尊儒学为正统。因此，汉初七十年，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值得深入思考。本文着力于儒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这其实是由儒学的特质所决定的。儒学高度关注现实社会，是专于社会治理的学问。因此，在汉初又表现于社会政治的研究，也就是说，儒学与汉初社会关联密切、互为表里。儒学主“和”，一贯以和谐社会、和顺人心、和睦家庭为思想础石，这就必然要求它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宏观、严谨的认识。通观西汉前期历史，孔子庶、富、教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与其历史实际正相契合。毫无疑问，拥有足够的人口是一个社会政权存在的基础，在此之后，就要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民的温饱、生计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上稳定；在社会富庶、民生裕足以后，就要提倡教化，如果社会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缺失人文信仰就永远称不上真正的强盛，要想长治久安亦会成为空谈。道德问题是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问题，若要使社会崇尚人文道德，中国古人认为通过“以六经为教”实为最有效的途径。汉初社会在国力强盛、财资盈溢时，卓然选择推尚仁爱教化，大力发展儒家教育事业，最终臻成大汉王朝赫赫文明的繁华盛世就可视为显证。儒学对汉初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同样，汉初现实治理实践也影响反作用于儒学，从而促进了汉代新儒学的形成，这对于研究儒学与今天的社会发展问题颇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