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公司在治理过程中,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公司实际上就是被管理层所控制,高管可能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股东利益,由此产生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2008年曝光的中国平安的“天价”高管薪酬,2011年同样因为畸高的高管薪酬而引发的抗议活动-美国“华尔街”事件,过高的高管薪酬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我国也在2014年出台政策对高管的超额薪酬进行抑制,然而2017年3月份最新公布的海通证券(600837.SH)的年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海通证券的利润下滑一半左右,而其高管的薪酬却翻了一番,高管获取超额薪酬仍然没有得到抑制,我们不得不怀疑高管在任职期间利用自身权力为自己谋取超额薪酬。高管通过自己的权力取得超额薪酬,一方面如果没有外部机制的监督和约束,高管谋求私利的权力就会变大,甚至会对制定薪酬契约的董事会进行操纵,使自己的薪酬畸高。另一方面,如果高管的谋私权力变大,就会产生更多的报表舞弊,盈余操纵,在职消费,挑战公司的内部制度。更为严重的是,畸高的薪酬会使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引起社会更大关注,激化社会矛盾。债权人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人,是独立于股东和高管的,所以债务融资可以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来对高管进行监督。一方面债务需要还本付息,会约束高管的在职消费、谋取超额薪酬的行为;另一方面债权人与高管的利益存在冲突,使得债权人在制定合同时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比如限制高管超额薪酬,限制投资行为等,高管为了取得借款不得不做出妥协,约束自己的自私行为,减少超额薪酬。另外现有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存在很大差异,对债务融资在发挥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作用环境产生影响。所以本文从债务融资方面入手,控制影响高管超额薪酬的其他因素,基于借款规模、借款期限两个视角研究债务治理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借款规模与高管超额薪酬是负相关的·,短期借款比重越大,越能够抑制高管超额薪酬;市场化水平高时,借款规模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水平高时,短期借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同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差异比较大的事实,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债务融资对于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文章分为以下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针对高管超额薪酬、债务融资治理作用和市场化对债务融资的影响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叙述,以便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有一个清晰地认识。第三部分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首先从代理成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管理者薪酬理论三个方面阐述债务融资治理与高管超额薪酬的理论基础,然后对高管、高管薪酬、高管超额薪酬债务融资和市场化进程等进行概念界定。第四部分实证研究设计。根据对债务治理与高管超额薪酬的理论推导得出假设,对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等进行衡量,构造所研究问题的模型。第五部分实证分析。使用Excel13以及stata13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论述。最后稳健性检验,用高管薪酬总额这一指标替代高管薪酬总额前三名,使实证结果更加可靠。第六部分结论与建议。本部分对前文的研究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并依据实证研究结果给出针对性意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丰富了债务融资的治理作用的相关文献。将债务融资的治理作用应用到解决高管超额薪酬这一现实性的问题中。(2)丰富了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的研究。本文将高管超额薪酬与债务的治理作用相结合,充实了现有研究。(3)丰富了债务治理环境方面的研究。市场化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市场化程度高,越能够有利于债权人对高管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