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于2018年审议通过,原属行政监察机关的职务违法调查权和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正式整合至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发展到了新的层面。这一权力的移转使得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调查权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监察和司法侦查的双重属性,而监察调查权双重属性的特点又对监察立法提出了很高的标准。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不仅在权力表现形式、运行特征、价值取向方面体现了所承继权力的特征,其更是在监察调查措施内容、调查手段力度等方面较之以往得以升级,甚至突破了承继权力的权力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构建全面反腐败治理体系的时代背景,但是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人权保障和腐败治理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时,现行的《监察法》将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调查都规定在“监察权限”一章,并且规定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相同的证据标准,这就使原本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行政监察和刑事侦查权力遵循统一的监察调查标准,该立法体例虽然在监察体制改革特殊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但也带来了降低腐败治理效率、不利于保障人权等负面影响。而且《监察法》还存在监察调查措施规定不详细、职务违法调查措施强制力过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不完善等问题,由此带来了监察调查证据的刑事证据效力、职务违法监察对象的权益保障、《监察法》和《刑诉法》衔接不畅等问题。因此应当通过修改《监察法》、出台监察解释、修改《刑诉法》相关规定等方式,解决监委调查权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保障监委调查权的规范、平稳运行,并最终构建起全面的反腐败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