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为背景，通过对清政府在黔东南苗族聚居区——贵州“苗疆”的开辟及其经营全过程的梳理，剖析“开辟”苗疆、雍乾苗民起义、咸同苗民起义等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总结清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得失利弊。进而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影响贵州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的归纳，探讨清代苗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绪论”部分主要是就论文写作的相关问题作一简要交代。一是说明论文选题作说明，同时提出本文拟解决的“清政府开辟贵州苗疆动因与策略”、“清政府开辟苗疆的经过及主要举措”、“清政府开辟苗疆的历史作用与得失”、“清代苗族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等主要问题；并强调本文对于苗族史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开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二是介绍本文相关的学术研究状况，总结过去学术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点明本文针对的问题和切入点。三是就论文涉及的“苗与苗族”、“苗疆与贵州苗疆”、“生苗与熟苗”等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说明。 第一章 清代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民族地区治理概述。主要是简述清政府“开辟”贵州苗疆的历史背景。一是通过对元明以来贵州地区建置沿革的梳理，了解贵州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弄清被视为“化外生界”的贵州苗疆形成的原因和状况；一是从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对贵州少数民族统治政策的演变，即军政控制的不断加强以及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发展，阐明清朝“开辟”贵州苗疆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 第二章 清政府对贵州苗疆的“开辟”。首先交代清代贵州苗族的分布状况和苗疆的行政区划与地理方位，然后从清朝初年治理贵州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和清初的改土归流两个方面分析清朝“开辟”贵州苗疆的背景，指出由于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固和在贵州统治的深入，“开辟”“生界”苗疆不仅成为统治的需要，而且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和必要的条件。在对清朝“开辟”贵州苗疆的背景和动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清朝“开辟”贵州苗疆策略出台的前后经过及其主要内容。最后论述了“开辟”贵州苗疆的过程及其在苗疆的军政设置，并简要分析了“开辟”苗疆的结果及对其后苗疆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清朝对贵州苗疆的后续治理。本章以雍乾苗民起义和咸同苗民起义两大事件为中心，从起义原因、经过、善后措施等方面论述苗疆“开辟”后的历史变化。通过两次起义原因和起义被镇压后清朝在苗疆政策的调整变化的分析，探讨重大事件及各项措施前后的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关联。 第四章 清朝经营贵州苗疆之得失。以前两章的论述为基础，在对清朝经营贵州苗疆的基本思想、阶段和内容进行归纳的前提下，分别从推进苗疆与内地一体化，客观上促进苗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分析清朝经营的积极作用；从清朝统治者对苗民认识上的偏误和歧视，以及在经营贵州苗疆过程中穷兵默武、大肆破坏，始终以防控手段对待苗疆，以及吏治腐败、许多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不能善终等方面，剖析清朝经营苗疆的弊害。并指出无论得失弊害都对苗疆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余论——清代苗疆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该部分旨在就贵州苗疆社会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思考，主要是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影响前疆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下苗疆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特点。笔者认为苗疆在“开辟”前所处的“化外生界”的社会发展阶段，成为苗疆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决策，也成为苗疆社会自身不能超越的障碍；苗民勤劳勇敢，富于反抗的民族特性，每当在苗民与清朝之间极端对抗之后，清朝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致苗疆社会发展呈现出苗民以鲜血换取发展空间与条件的特点：出于苗疆“重山深警”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清朝人为的防控，使苗疆社会难以真正与外界进行开放自山的交流，因而社会发展所走的是一条封闭式的道路：清朝对苗疆的开辟与治理，无不以居高临下之势，以武力和强制手段推行其经营理念，根本不考虑苗民的意愿及其社会的自身需要，因而缺乏内在动力，形成了苗疆社会外力主导下的被动式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