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开始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以条文54条至58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排除的案件范围、排除的主体及排除的法律效力;随之颁布的司法解释以及六部委规定也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确立了一定的操作程序。但是,规定仍显粗疏、笼统、零散,特别是涉及具体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相关规定仍不够系统、规范,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那这三年来,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到运行如何?当事人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如何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由谁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如何?在审判阶段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审理程序方面,何时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侦查人员出庭谁来询问?由谁做主?司法部门是如何协调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与辩护人质疑其取证程序合法性之间的地位变换及直接质询导致的控辩失衡、理念冲突?不同于域外规定,庭前会议阶段只能对“非法证据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的设计是否合理高效?二审阶段有无首次提出调查申请的?审理程序如何?带着这些疑问,通过对众多实践调研报告的分析、发现,非法证据排除总体适用率较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基本都是在庭审中启动的,而且成功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很少,当然认定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的更少;相较于实物证据,言词证据成为申请排除的“重灾区”……可见,通过三年实践运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与否逐渐显露出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在审前阶段的具体运行方式不明,程序自身启动的时间、方式、裁判程序、步骤、方法以及具体证明规则、救济机制不清,不仅使得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提起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权利“流于形式”,而且大大阻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避免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影响法官自由心证,造成定罪量刑有失公允”功能的发挥。因此,在该制度确立三年后,针对暴露出的这些问题,再次选取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专门研究,区分“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以顺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趋势。在诸多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基础理论入手,通过对立法规定和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的分析,以程序完善为视角,以构建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程序为思路,注重“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衔接,从而构建“及时申请、及时审查、及时裁决”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期基本符合我国国情、较大程度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为此,应当明确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简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基本理论问题。明确“非法证据”是指“狭义非法证据”且达到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度,故区别于“瑕疵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侦查人员使用非法行为获取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应当既包括实体性规则,也包括本文所要研究的程序性规则,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问题。在说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问题研究的选题意义与价值之后,介绍了构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理论基础。其二,比较研究域外主要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通过考察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混合型”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主要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尤其是对证明责任、救济程序的评析之后,指出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过程中可借鉴之处。其三,进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考察。既包括对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关具体规定的系统梳理,又包括通过目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证报告,对非法证据审理程序的现实困境进行的逐层剖析、探究。其四,提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程序设计,这是核心、重点。通过对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区分,引入“法官助理”制度。在对完整的排除程序中所涉及到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进行简要探讨之后,以有效参与原则、审前与审判原则、“无救济即无权利”原则为中心,提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具体设想,即审前阶段构建动态、实时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包括侦查阶段检察院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及审查起诉阶段“依职权启动的审查程序”和“依申请启动的听证程序”;审判阶段则构建有“控、辩、审”三方共同参与的一审“庭前动议为主,审中处理为辅”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二审阶段非法证据审理程序,以实现对非法证据的“及时提出、及时审理、及时裁决”。在明确各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具体程序的同时,笔者提出还应着重完善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以充分保障非法证据排规则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