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电影的“市场化”呈现出了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是在上世纪20年代,我国电影创作逐步形成了以受众接受为主的市场观念与运营模式,并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类型,如稗史片、神怪片、武侠片等。这是我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个商业化浪潮;而步入30年代以后,电影的创作开始转向以现实主义为主——包括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新闻纪录电影等,体现了特殊时期电影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电影的创作、观念开始逐步向市场化进行转型,包括这一时期（80年代中后期）武打片、爱情片、喜剧片等娱乐片的大量出现,电影“娱乐性”“商业性”的讨论等等;而步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电影业在1993年电影发行权放开的基础上,开始了长足的、曲折的、不可逆的市场发展历程,包括民营影视公司摄制权的放开、新世纪商业大片的摄制等等。这其中,1978年至1993年的时间区间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这十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电影一方面通过“新浪潮”的艺术革新运动,确立了现代电影观念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电影的创作、生产和接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表现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调配和适应。因此,以一种时代文化的转型维度为背景,进而分析电影生产机制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逻辑关联、文化动因与意义表现,成为我们规避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期的电影进行文本研究、认识论研究、导演研究、观念体系研究等占据着国内主流研究视域的一个有效切入方式。在此意义上,本论文将“生产机制”纳入到这一转型的研究视野中,以“电影经济学”等学科和理论为参照,将电影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分别以四个层面来进行论述:电影生产,电影文本,电影接受与电影观念（文化）。四个层面分别成为本论文内部的章节划分与逻辑依据。在“电影生产”的论述中,电影体制、导演、电影制作团体作为电影生产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不断地尝试着探索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运营方法和创作规律,并通过电影政策的引导、电影制片厂的企业化探索、“代际”“作者”“导演”的结构性交替呈现方式、导演的知识结构体系、民营制片的出现及其市场化策略等方式具体体现出来;在“电影文本”的论述中,返回影片内部独立的表意系统,通过对文本呈现的创作特征、创作风格、类型与题材等方面进行考察,这种市场化特征就明显地通过娱乐片的创作数量和占比、娱乐片语义命名的更替、电影题材的拓展、影片内部银幕空间表现的转向（农村到城市）、类型话语的生成方式（由样式到类型）、类型化制作与重构、银幕风格的反叛、元叙事瓦解与个体叙事凸显、旧语言体系到新语言形式等方面表现出来;而“电影接受”的市场化论述,则就包含了电影观众/消费者/受众/批评者等对于影片的接受状态、观看方式、批评方式、评介体系等层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明星造星机制的转变、媒介与象征资本所起到的功能与作用、观众观看方式的转变、观影空间的转变、影片传播载体与物质媒介的转变、公共领域批评结构的形成、批评者由群众到大众的主体身份转变等都可以纳入到这一研究视野之中;对于“电影观念（文化）”的论述,可以聚焦于这一时期现代电影观念的形成、审美现代性内部的结构张力、理性到感性的转变、娱乐主体论的建构、创作的“娱乐泛化”、电影商品属性的确立、观众意识的凸显、市场学理论建构的尝试等诸多方面。这些纷繁复杂的话语体系,实际上都是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同方面的印证。重回这一历史现场,对失焦的历史现象与被遮蔽的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视、研析与思辨,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同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市场化的发展过程、重新思考电影的产业化结构等,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