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价值是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内涵,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主要是从一般商品的层面去强调它的自然属性,而没有很好地从唯物史观或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层面去揭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以至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使用价值概念产生了误读和曲解。事实上,从马克思的思考来看,使用价值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并对其进行历史性的讨论,才能准确且完整地把握它的社会历史内涵。本文主要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从文本的角度分析和梳理了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两个维度,试图挖掘出《资本论》中使用价值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前提。50年代以前,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概念的认识主要是以沿用古典经济学家对使用价值概念的理解即“效用”为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阐述的“效用”充满了异化的色彩,由于这里的“人”是异己的,所以满足人需要的效用也表现为“为他人”的有用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效用”是空洞概念,从而指出“效用”只表现为物与人的需要。但这里的使用价值即效用不仅没有排除自然物和产品这些载体,而且同人的关系也是随意的。因而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讨论还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50年代后,马克思开始使用唯物史观去认识和理解使用价值概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使用价值是否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探讨和规定,明确了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和需要体系中的发展性。在《资本论》中,使用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其逐渐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进入了政治经济学讨论的范围。因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讨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第二章论述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使用价值概念的科学改造。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对使用价值概念的认识是在抽象掉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使用价值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历史规定的、一般的、永恒的范畴,从而在政治经济学讨论中被抽象掉。但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认识上的缺陷很快又被庸俗经济学家萨伊所利用,他与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一样,都把使用价值功用化,从而使得使用价值的认识开始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只把这种有用性作为前提;基于这两种错误认识的根源,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范围的界分,他不仅确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还把使用价值的分析建立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即“商品”这一逻辑起点上。所以,正是在这些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点的前提下,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使用价值概念的改造和超越。第三章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在《资本论》中的社会历史内涵。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充分体现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四个鲜明要素上:一般商品,货币,劳动力商品以及资本。马克思在确立了以“商品”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后,既从商品二因素的内在联系中,揭示了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载体进入社会形式,又从劳动的二重性矛盾中,揭示了使用价值在社会劳动的规定下转化为社会的使用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一般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内涵;货币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内涵,既表现为商品价值形式发展中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而取得的二重性,即普通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和货币的一般使用价值,又表现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挖掘出的货币本身的社会历史规定,即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这种使用价值的新规定;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内涵,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力商品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是资本生产的源泉;资本既表现为物的外在规定,又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这种二重性的社会历史规定构成了资本使用价值的社会历史内涵。第四章阐明了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社会历史内涵的理论意义。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概念的阐释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同,后者认为使用价值只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从而把这一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与之相反,正因为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定下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形式的嬗变,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种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马克思对使用价值概念的变革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更好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实现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澄清和纠正以斯威齐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非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观点。同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马克思关于商品使用价值对社会历史的人的需要的满足这一内涵的阐释也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