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趣味是艺术的审美价值评判,作为文化习性的一种突出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也是整体的阶级习性的一个关键性的区隔标志。所以,文学趣味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文学趣味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是统治阶级场和文化生产场最重要的斗争筹码。　　 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学来说,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基本奠定了文学在一定时期内所应遵循的创作美学原则。毛泽东同样反对“审美无功利”的观点,主张文学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且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在创作趣味上要“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本文就《讲话》发表以后(1942—1966)所引发的趣味分歧,探究在这一阶段,文艺创作以及文艺批评围绕趣味、情调上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讲话》的指导下,赵树理的创作很快进入批评者的视野并被树立为新的方向,其他进入解放区的作家也纷纷在创作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要求。随着1940年代大陆政治形势的日益明朗,文学的版图亦重新划分,共产党编辑的《大众文艺丛刊》作为文艺斗争的阵地集中发表了对自由主义文艺代表的京派作家的批判文章,文艺被重新进行等级排序。建国后,在文艺创作上,许多作家的创作受到了表现小资、小市民趣味的批判；描写私人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受到“缺乏意义”、表现“低级趣味”的指责；传统的士人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学传统亦是命运多舛。　　 在1942—1966年间,政党围绕趣味的批判,其目的在于强调文艺创作上的对工农大众阶级情感的认同,这也是在现代性国家建设中建构新的文化的需要。然而,作为个体的家庭出身与文化教养而习得的趣味,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改变,政党的对许多作家创作上的趣味批判,极大地束缚与伤害了作家的感情与创作。另外,趣味上的等级区隔必然造成新的压迫,强行要求统一与一致也导致作家的创作上的僵化与读者接受上的窄化,由此造成了文学创作的枯萎与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