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世界主要国家积极参与创建国际经济体系,相互竞争不断加剧。基于维护贸易市场稳定及增强美元储备等方面的共同利益,英国与澳大利亚于1932年共同签署了渥太华协定。然而,两国经济利益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产生分歧,在产业优先发展权分配等方面的矛盾逐渐凸显。伴随着两国在商业及金融领域的不断发展,贸易合作在这一时期逐渐减少,差异迅速增加。英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澳大利亚则进一步调整其经济产业,积极探索新兴出口市场。最终,两国贸易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分道扬镳。本文以澳大利亚贸易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20世纪30至70年代间与英国贸易合作中出现的政策分歧及调整手段。文章首先运用经济学理论对澳大利亚贸易发展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初级产业发展中享有的比较优势,并对20世纪堪培拉的贸易表现予以评述。其次,文章详尽探索了澳大利亚贸易政策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的制定经过,并对主要历史事件进行重点分析,其中包括帝国特惠制的形成、经济发展优先权的分歧、新兴市场及矿产资源的出现、英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及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经过。文章对这一阶段的详尽分析主要得益于历史文献资料的详实记录。最后,文章总结了澳大利亚贸易政策在这一阶段发展的经验教训,期望能对贸易政策的理解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文章认为,贸易政策在保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文章从经济分析与政治影响两方面着手,重点关注贸易政策与就业、初级产业及制造业之间的发展联系。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在这一阶段的政策考量与此观点契合,其在确保整体经济利益的同时努力兼顾保障就业和国防发展的需要。例如,尽管渥太华协议旨在减少签约国与联邦以外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堪培拉却从50年代起扩展其出口市场,并逐渐参与美国引领下的国际机制。与此同时,英国同样选择放宽其进口管制,以期与更多国家产生经济往来。再者,堪培拉拒绝东京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提议,印证了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前这一观点。与此同时,国家贸易的稳定发展需要通过全方位的经济产业、多元化的贸易市场、以及双边或多边合作予以实现。堪培拉战后对移民的需求促使政府制定优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目标,并承担起确保充分就业的责任。此外,澳大利亚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发展印证了多元化贸易及合作对确保经济持久增长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