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出现了多种安全机制竞争并存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本文认为，东亚国家在参与和(或)创建地区安全机制时的不同对外安全行为，是导致东亚地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制衡与合作是两种最典型的国家对外安全行为。通常来说，出于制衡权力、威胁和平衡利益的目的，国家会选择制衡行为；而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系统中，为了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国家会选择合作的行为。但国家并不会简单地选择这些行为，因为国家选择制衡行为会面临着制衡成本大、危险性高的风险；而选择合作行为将会面临相对获益低、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等问题。因此，国家对制衡与合作行为的选择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作出的。在参与和(或)创建地区安全机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对外安全行为对安全机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国家对制衡行为的选择，会使得安全机制呈现出正式程度高、期望汇集度高的特点，其代表是军事同盟；而国家选择合作行为，则会使安全机制呈现出正式程度低、期望汇集度低的特点，其最极端的代表是“清谈馆”。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东亚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防止出现一个对其霸权形成挑战的国家，美国因此更多地选择制衡行为来实现这一目标。制衡的对象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同时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中国也因此更多地选择合作行为；而东盟国家认为，对其安全形成最大挑战的是周边大国，但由于其自身力量弱小，因此东盟国家交替选择制衡与合作行为；日本最根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抱负，但由于其安全主要由美国提供，因此，日本是在美日同盟的大背景下实现其抱负。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的安全机制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冷战后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同时东亚国家还积极参与和创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和六方会谈即是其代表。　　 东亚安全机制虽然在应对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限制日本的军事大国化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机制的局限性更为明显。进入21世纪后，东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东亚国家的对外安全行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现有安全机制的变迁就显得较为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