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从部落制变化和拓跋君权强化的角度，考察前后大约300余年间，拓跋部在盛乐和平城地域出现的诸统治集团的形成、发展过程。北魏初，由盛乐迁都平城，政治中心也同时南迁，在这一过程中拓跋君权通过迁徙政策和“离散部落”的日渐强化，诸部落的地域化也日益深化。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而出现的新统治集团的形成和演生，一直持续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不断延续、发展。因此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是拓跋鲜卑在政治中心南迁过程中出现的诸统治集团，对它们进行此较分析。　　北魏初，胡汉两种文化混存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统治集团也出现了胡族和汉族两分的状况。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盛乐和平城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中心而形成的北人统治集团，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所谓北人统治集团，主要指的是在拓跋联盟部落制下，出身于军事贵族的部落大人。这些统治集团经过盛乐和平城时期，不断演生，从而出现了魏书·官氏志所说的“拓跋宗室”、“内人诸姓”、“四方诸姓”等不同的类别。　　诸政治集团和统治集团的形成与演生，与拓跋君权的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集团的特性在政治中心南迁中，地域化的进展不同，因此拓跋君主和部落大人之间的君臣关系也出现多种多样的形态。因此，新统治集团的形成与中央集权化和颌土国家的建立是在同一轨道上发展的，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而且，君权强化和政治中心的南迁，以及新统治集团的演生都可以用胡汉文化相似性增加，郎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ration)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本文为了证明以上论点，在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析了拓跋部落制因迁徙政策而日渐地域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南北大人”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据此说明北魏初拓跋君权的强化和领土国家建设结果与南北大人的演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通过分析《魏书·官氏志》所记载的统治集团，分析了部落大人及其子孙与拓跋君主通(过)“为国附臣”的君臣关系，形成附臣的统治集团的过程。特别是对因拓跋君主的迁徙政策和“离散部落”而出现的部落大人与部落民的地域化形态进行了分类。第五章主要分析官制上典型的“胡汉杂糅”现象，郎“四部尚书”。从胡汉之间的文化涵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时期出现的统治集团的形态，表现为胡族大人和汉族土族组成的北魏统治集团，郎“四部尚书”为统治集团的胡汉融合形态，起到了胡汉融合媒介的功能。　　在盛乐和平城时期，胡汉文化的相似性增大，作为拓跋君权强化和中央集权化的一环，胡汉统治集团相互融合，结果出现了华北统一。统治集团的胡汉融合持续发展，作为孝文帝改革的重要一环的“制定姓族”实行后，出现了新胡汉统治集团，此后为汉化政策所继承。本文想特别予以强调的是，拓跋鲜卑的南迁并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中心从盛乐迁到平城，而且随着拓跋君权的强化，出现了立足于君臣关系的新统治集团，他们逐渐走向官僚化，向中央集权化和领土国家建设的方向发展。结果，胡汉之间的文化涵化，起到了为了强化拓跋君权而促进新统治集团官僚化的作用。拓跋君主由此继承了魏晋的传统，建立了北魏，实现了中央集权化，建立了领土国家。盛乐和平城时期新统治集团的形成与演生结果为北魏初统一华北、迁都洛阳和孝文帝改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