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对物权法的研究日渐兴盛,特别是对物权变动的研究更是硕果丰富。但对于公示对抗主义这种物权变动模式,学者总体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从而使该种物权变动模式在我国倍受冷落。本文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公示对抗主义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公示对抗主义并不像学者批判的那样只是存在但并不合理,它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很好的物权变动模式,值得我们重视。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概述各种物权变动模式并提出问题,第二章通过对物权含义的重新解读来进一步分析问题,第三章主要在第二章分析的基础上从正反方面来论述公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合理性,最终回答第一章提出的问题。第一章主要是比较分析目前世界各国存在的各种物权变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问题的来由。本章首先对讨论的前提即对“物权”概念的理解进行了一下说明,目的是建立讨论问题的统一平台而避免对一些基本问题陷入不必要的争论;接着本文对各种物权变动模式进行了介绍,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作了简要概括。依法国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贯彻意思自治的理想,表现在物权变动制度上,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允许当事人决定物权的变动。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意思主义,由于接受了物权行为等一系列理论,从而主张物权变动是由物权行为引起的,而交付或登记又是物权行为的构成要素,因此,以交付或者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要件。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的公示要件主义既坚持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划分,又否定了物权行为的抽象的理论,因此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重视。以日本为代表的公示对抗主义有自己的优点,但由于其含义与传统物权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在法律价值上也备受责难,故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重视;最后,本文在前两章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要力争解决的问题,即:首先,物权的含义是否只有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公示对抗主义下产生的物权到底是不是一种物权?其次,公示对抗模式是否仅仅具有尊重意思自治的优点,而没有考虑到交易安全或其他法律价值?以及公示对抗主义是否符合“存在即合理”的说法。第二章主要分析在公示对抗主义模式下物权含义的特点以及与传统物权的冲突。本章首先对物权与物权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物权是物权变动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物权就会有什么样的物权变动。物权变动的模式也能反映出采纳该种模式的国家对物权的界定。公示对抗主义与公示要件主义及物权意思主义之间差异反映出各自对物权含义的不同理解;接下来本文从物权与公示的关系这个角度对物权的含义进行了分析。物权本身的成立并不要求公示的存在,公示对物权要素来说不具有必要性也不具有可行性。进而本文认为公示对物权变动来说也不具有必要性。从物权变动本身来看,首先应该尊重出让人对自己权利处分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和效率原则的根基,其次对于接受者来说,按照权利构成理论其取得物权并不必然以公示为条件。从公示的目的和价值来看,公示的目的和价值不在于构成物权的要素,不在于决定权利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引导主体对物权的顺利实现进而维护交易的安全;最后,本章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物权作为权利之一种,本身不包含公示的要素,而是法律向主体划定的固定的利益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权利人可以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对自己利益处分的自由,即物权变动的自由。而相对方也可以通过原权利人处在原有利益范围内取得对该物的支配权。在不涉及利害关系人的情形下,公示没有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否则就是对主体自由的极大干涉。第三章通过对公示对抗主义正面的评价以对批判该模式的观点的辩解来论证公示对抗主义存在并且是合理的。首先,公示对抗主义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公示对抗主义能够实现逻辑上的自足,并能很好的靠近现实生活;公示对抗主义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又能适当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公示对抗主义体现了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结合运用;公示对抗主义不拒绝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公示对抗主义更能体现诚信原则和实际公平。其次,公示对抗主义并不是像学者批判的那样在逻辑上和价值上不尽合理:公示对抗主义并不违反物权本质;公示对抗主义并不会导致物权与债权界限不清,难以区分;公示对抗自身也不矛盾;说公示对抗主义不能合理规制二重转让,不尽公平,因为其他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会产生该问题,而且公示对抗主义也不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双重所有权问题。本文最后得出结论,公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其他物权变动模式一样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应该同其他物权变动模式一样重视该种物权变动制度。我们比较各种制度,不是要比优比劣,而应把精力放在物权变动模式各自所具有的长处和弊端上,以及放在对国情的研究以及如何选择适合各国国情的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