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在国家安全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同盟是主权国家之间针对特定对手的军事合作,它是被合法性协定和道义上的责任感所规范的,是施行国家安全政策的工具之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主导地位,美国十分看重其全球同盟体系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和东亚地区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日益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地区力量,甚至被认为有潜力在全球层面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对此,学术界和政策界展开了关于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的讨论,而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同盟关系被认为是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外交工具,美国的东亚同盟的调整走进了更多学者的视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同盟关系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1990年代早期,由于主要对手和共同威胁的消失,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经历了短暂的过渡期。但是在东亚地区精简兵力的同时,美国并没有放弃已经在东亚地区构建起来的同盟体系的基本框架。随着美国国内对于东亚战略的调整,同盟的过渡期很快结束。19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进入了调整期,美国开始强化它的东亚同盟体系,扩展了同盟关系的适用范围,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了它和东亚盟友的安全同盟关系,甚至以盟友为依托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在强化东亚同盟体系的过程中,美国不仅完善了它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同盟的结构,还拓展了它的东亚同盟的体系范围,美国东亚同盟的合作领域扩展、合作问题深化。根据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和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强化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同盟的存在是基于共同的威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主要威胁,这个威胁既来自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也来自于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判断和认知。第二,美国和它的东亚盟友在“制衡-追随”威胁的二分法中选择制衡威胁。第三,东亚地区多极权力格局下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结盟意愿超过单独行动的意愿。第四,美国和其东亚盟友相近的意识形态、美国慷慨的对外援助和成功的跨国渗透有利于同盟的强化。对于同盟强化动因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在冷战后的强化。但是另一方面,同盟管理理论也指出了美国在管理东亚同盟中的问题和强化同盟的制约因素。在同盟中投入过多不仅会被同盟束缚、降低国家行动的灵活性、削弱国家在大国博弈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强制战略的有效实施。综合东亚同盟体系强化的动因和制约因素,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未来仍会保持双边同盟的结构而多边同盟将会发挥辅助和补充作用,同时在功能上将会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为了避免被同盟束缚而又不影响同盟的效能,美国将会精确地限定自己在东亚同盟中的责任,同时适时地促进盟友在同盟中的职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