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全方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不断攀升,汇率作为国内外经济的杠杆指标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汇率变动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将一国实际汇率变动与部门间相对生产率变动相联系,从生产的角度对实际汇率变动进行解释。本文承继巴萨效应的思路脉络进一步探究一国内部宏观因素对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机制和解释程度,并在引入消费需求因素的基础上,考虑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影响,进而检验扩展模型的解释能力。理论方面,设定国内部门包括生产与消费部门,其中生产部门分为贸易与非贸易部门,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雇佣劳动力生产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消费部门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在两种产品间进行消费配置。产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以国内非贸易品市场供需相等作为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经典BS效应认为两类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仅由生产部门生产率变动引起,而上述理论框架对经典BS效应进行了需求层次的扩展,认为相对价格由生产、消费两部门共同决定,供需相互作用,当市场均衡时的市场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部门间劳动力转移障碍作为研究重点。经典BS效应认为劳动力在贸易与非贸易部门间自由转移,故两部门工资水平大致相等。基于对该假设的质疑,为探究一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摩擦,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文中采用部门间相对工资比值作为衡量劳动力转移障碍的标尺。若贸易非贸易部门相对工资显著为1,则表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经典BS效应假设符合现实;若该比值不为1,则表明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存在障碍,经典BS效应的假设不符现实。为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模型解释力,本文设定对照模型:模型一假设部门间存在劳动力转移障碍,探究该障碍对一国相对价格的影响;模型二忽略转移障碍,默认BS效应假设成立,探究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一国相对价格的影响,对经典BS效应核心思想进行检验。实证部分分为两个环节。首先,利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变系数模型分析,对理论扩展部分的对照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模型在多国范围内的解释能力;其次,利用我国时间序列进行结构VAR分析,探究本文的理论框架对我国1995年汇改以来的经济现实是否具有解释能力及我国劳动力转移障碍—产品相对价格—实际汇率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汇率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针对第一个环节,以2005至2016年为样本期间,选取俄罗斯、泰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大陆、英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下指标:可贸易部门与非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指标、非贸易部门与贸易部门相对工资指标、贸易部门增加值、消费等变量;第二个环节则利用1995-2016年我国相对工资、相对价格、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数据,探究上述三个变量的当期相关性及跨期影响。通过实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部门间劳动力转移障碍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模型引入劳动力转移障碍后对相对价格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下的情况。非贸易部门相对工资与非贸易产品相对价格呈现负相关关系,非贸易部门相对贸易部门工资水平降低导致该部门失业上升,非贸易品无法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补充,供不应求导致其相对价格升高。第二,我国部门间劳动力转移障碍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产生稳定、显著的影响,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与中美实际汇率数值变动幅度有正向的相关关系。即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增长率的提高伴随实际汇率贬值幅度的提升,但该系数并不具备优越的统计显著性,即相对物价与实际汇率之间的联系并不强烈。研究结果对我国汇率管理方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当前阶段为维护汇率市场稳定,央行的调节措施主要包括市场沟通、售汇准备金等举措,此类措施对于汇率的影响基本在于通过供需管理汇率短期波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汇率波动弹性。本文认为一国汇率是该国货币相对别国的内在价值的体现,取决于一国贸易生产以及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应。故指导汇率走势应立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高度。根据结论,以减弱部门间工资劳动力转移障碍为切入点,通过相对价格机制调节均衡汇率的走势可以作为一项根本性的汇率管理措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汇率管理措施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