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因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而形成了特有的叙述模式，从作品内容、生产机制到流通途径无不印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被称作“红色文学”的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自传文学更显得特别。全民大跃进的开展掀起了文学领域里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以此追忆个人生活与革命斗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在重读十七年文学的今天，革命自传文学由于它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及时响应的特征而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其中的丰富性。　　 因此，本文将革命自传文学放在了纵向的历史脉络中。革命自传文学将个人经历的特殊性吸纳进革命的普遍性叙述之中，通过对往昔的追诉来塑造革命英雄形象、教育革命后代。政策的鼓励与“教写”的创作方式使得普通人有了言说的可能，通过对回忆的讲述，从而生产出了新的话语方式与革命的主体。　　 本文所要呈现的是这一文体与具体历史语境的互动，通过具有代表性的自传文学作品，将文学书写体制的特征与背后隐藏的后革命时代的危机相勾连，试图揭示文学生产这一具体行为与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宏大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对社会主义危机的思考来重新面对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