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将中国的版图划分成了抗战区和沦陷区。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究竟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存在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些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让它们领着我们去见证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风貌、特点和发展走向呢?师陀——这位见证上海沦陷岁月并仍孜孜不倦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基点。本论文试图通过讨论师陀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来考察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和发展走向。为了讨论的方便,论者将上海的沦陷时期以“孤岛”的消失为界分为沦陷前期和沦陷后期,而“孤岛”的事实存在提供了这种划分的依据。由此,上海文学和师陀的小说创作也可以相应的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个阶段。本论文拟从三方面论述这个问题。第一,讨论上海沦陷前期的师陀小说创作。在上海沦陷前期,由于“孤岛”的存在,师陀的小说呈现出多样化的写作倾向。既有反映抗战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也把笔触伸向了记忆的深处,以自己参加“反帝大同盟”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个女性马兰跌宕起伏的命运的长篇小说《马兰》,写成了反映中原农村大地主生活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开始了系列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的创作。这些小说,显示出师陀为繁荣抗日爱国文学活动所做的努力。第二,讨论上海沦陷后期的师陀小说创作。在上海沦陷后期,文学创作已不可能与抗战有关。师陀的小说呈现出两极化的写作倾向。一方面,生计的压力使师陀转向通俗化的描写,在《万象》上刊载以土匪为题材的未完长篇小说《荒野》,同时,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结婚》来反映战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坚守着心中的文学梦,完成了反映中原乡土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这些小说,显示出师陀为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所做的努力。第三,讨论师陀小说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从《马兰》中对马兰传奇性经历的通俗化描写到《结婚》中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这种创作倾向实际上代表着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日常化创作潮流。师陀在《果园城记》中把果园城想象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通过小说传达出来的果园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藉此,师陀既反思了民族性格和命运,又唤起了身处沦陷区的中国人的中国心,并形成了以维护民族文学纯洁性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潮流。通过讨论,本论文认为,师陀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较为全面的体现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