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类规范，邂逅之际、盼顾之间，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的言行举止。这类规范虽然不可计数，纷繁芜杂，却具有一些共有的特征，比如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却能产生一定的规范效果，还具有一定的成文形式。这类规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软法。“软法”在满足现实规范需求的基础上，调整和评价各类行为，构造和维护着无所不在的社会或其他秩序。在村民自治中，治理上广泛依赖的实际上就是软法。它们在复杂、多元和速变的当代社会中承担着村内大量公共治理的功能，维系着村内社会和谐，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使村民自治形成不同的差序格局。笔者主要选取了湖南省内郴州市汝城县大坪镇官路村、郴州市嘉禾县上宅村、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街道下的鸭子铺社区、宁乡县左家河村共四个不同的行政村，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系构成及村务处理模式提炼出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同时通过对三种模式的阐述，重点分析软法治理在村民自治中的理论可行性及实践现状中存在的治理主体不清晰，民主性不足、法治理念缺失及执行力不强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使村民自治软法治理陷入了瓶颈与困惑。因此，笔者提出在借鉴欧盟中的开放协调机制和韩国新村运动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等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发掘适合中国农村的软法治理之路。根据开放协调机制，结合本土资源，在村内实际的基础上将现存有效的村内规范上升到软法的层次，并系统规范软法的形成过程；根据公众参与机制，在村内民主实践中明确治理主体，树立民主法治理念，构建适合中国农村的软法治理责任追究机制，从而提升软法治理的执行力，形成软法不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