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议程被看作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看门人”和“把关者”,政策议程设置前承社会问题的输入,后启公共政策的输出,在公共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领导一切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与西方国家政策过程的主要发生地是立法机构所不同的是,我国重大的公共政策起源于党委,政府更侧重于贯彻执行党委的决策部署。县委作为县一级党政组织的核心部门,既要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又要调动本县的行政、法律、经济等资源,以保证政策过程顺利推进,从而促进本县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党委并不总是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唯一主体,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社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利益集团和民众等都可以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之中。参与者参与方式的不同,影响议程的能力也存在差异。目前对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更多倾向的是政策的形成阶段,而对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不足,且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国家或者省的较为宏观的政策议程设置上,而对县级党委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本文以民主集中制为理论基础,以扎根理论为分析工具,以传统议程设置六种模式作为分析框架参照,对S县近六年县委政策议程设置进行实证考察,在此基础上根据民众是否参与县委政策议程设置和是否采用制度化手段,将S县委政策议程分为五种模式:政治压力模式、集体决定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和外压模式这五种议程设置模式,并详细阐述了各模式的特点。运用nvivo11软件对S县委的现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所得结论,归纳了十八大以来S县县委议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议程设置以内部输入为主,民众实际参与县委议程设置的程度较低,县委决策者重视对上负责多于重视民意,县委议程的清单排序存在潜规则。S县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大多数县委政策议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是因为县委机构主导政策议程设置,而民众参与县委政策议程设置的渠道不足,同时县委决策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价值导向偏移和决策者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通过重塑县委政策议程设置的价值导向、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议程设置模式、拓宽民众参与政策议程的渠道、健全县委议程设置的信息公开机制等路径进行优化,通过上述研究以期为我国县级党委政策议程设置的优化提供些许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