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为人”和“为文”均独树一帜，从40年代在西南联大步入文学殿堂的“求新求奇”伊始，到90年代文笔锤炼至炉火纯青的“豪华落尽”为终，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看似趋于平淡，实则皮里春秋。本论文意在探究汪曾祺小说在平淡之中所蕴含的审美丰富性。　　 本论文共分三章，分别从小说的内容、形式和意义入手，论述汪曾祺小说“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史价值。第一章分析汪曾祺小说中多元共生的思想意蕴，包括牧歌挽歌相互交织构成小说曲调的抑扬顿挫、喜剧悲剧的相互缠绕呈现出原生态的社会人生，以及儒释道思想的冲突与融合勾勒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第二章阐述汪曾祺小说的形式意味及其艺术渊源。汪曾祺小说在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文体特色有着忧伤、欢乐和嘲讽三种不同意味，这些形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的审美形态、明清散文和“五四”精神等民族传统，以及存在主义、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想。第三章讨论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作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体制，开始了文学自觉；作为“文人”，他向读者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丰富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经验；作为“士大夫”，他的淡泊之道为浮躁的市场文化环境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范式。　　 本文持论：汪曾祺小说的经典化不仅缘自时代语境的转变，更缘自其小说自身的审美丰富性。“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汪曾祺小说在内容上含蓄蕴藉寓意隽永，“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汪曾祺小说在形式上不事雕琢余味悠长。汪曾祺作为探索者和集大成者，有着文学史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