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但是，中国的失业压力却有增无减，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失业压力同时并存，近几年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一直保持在800万以上，失业率上升到4.3％，农村富余劳动力超过1.5亿。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growth withoutemployment)模式，“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就业问题，对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和丰富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理论都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从中外就业理论文献考证入手，借鉴中国就业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就业问题与就业制度变迁，中国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形成过程、特征和弊端，以及中国就业制度的改革历程，不同阶段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就业弹性系数的演变轨迹，重点从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特征、企业规模结构、所有制变化、技术进步、资本替代等多角度探讨了就业弹性偏低的原因，研究了中国现有的就业统计制度与非正规就业现象，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对中国就业弹性进行了统计纠偏，进而分析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就业弹性系数和“人口红利“阶段的就业弹性系数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就业弹性的经济增长理想函数。其次，从中国失业问题没有造成极端破坏性的原因分析入手，进而分析了当前中国四类主要失业群体的破坏性，研究了国外劳动保障预警系统及其借鉴意义后，以上海为重点对构建中国失业预警系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尝试构建了失业预警模型。再次，对未来1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以及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对“十一五”期间中国就业形势进行了总体评估，对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对香港、纽约、汉城、新加坡四个城市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的经济、产业和就业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对比分析，较全面研究了充分就业的内涵、现实意义和中国充分就业的目标模式，提出了确保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和中国式促进充分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就业弹性偏低，是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与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特征、企业规模结构、所有制变化、技术进步、资本替代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第二，中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是存在足够就业增长的，此前有关中国就业弹性的研究计算存在严重的统计偏差，此前有关“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言是失之偏颇的，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岗位是具有显著拉动作用的。第三，在经济不断趋向成熟的过程中，就业弹性会出现逐渐减小的趋势。理想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函数。经济高增长期间，就业弹性低是正常的现象。中国未来20年就业岗位增长率只要保持在1.5％以上即可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理想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函数。第四，综合分析中年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等当前几类主要失业人群的特点，对社会潜在危害最大的是大学生群体和进城务工的“80后”农民工。第五，中国就业问题是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但总量矛盾的严重性随着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转变将逐年缓解，而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劳动者素质等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日益突出。第六，以上海为例的研究表明，失业率变化受GDP增长等多因素影响，但这些影响存在三个季度的滞后性，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必要而且可行。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启示在于：第一，要使中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一是要发展教育，二是要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推进高效就业。第二，政府对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应当进行适度干预，要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目标。第三，积极的就业政策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构建促进充分就业的政府责任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促进就业氛围；实施促进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机会的良性互动；构建规范有序的市场化就业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优势；发展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满足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也缓解因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就业压力：发展中小企业，积极扶持创业，发挥创业促就业的倍增效应；重视做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促进城乡一体化充分就业；完善就业援助机制，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有效的就业托底；建立失业预警体系，防范失业状况恶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