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因后殖民主义批评闻名于学界,其晚年之作《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虽然也被许多人提及,但对它的专门研究却显得薄弱。笔者认为,“晚期风格”理论属于萨义德后期研究重心产生偏移的代表之作,也是他阐释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笔下的晚期风格人物群像或在作品形式上藏巧于拙、或令人不解地在美学风格上倒退回传统,以及执拗地选择与所处时代的价值理念相抗衡,将自己放逐到边缘的境地。本文试对萨义德论述的这些晚期现象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深入揭示出“晚期风格”理论的内涵特征。同时,笔者将阐明“晚期风格”理论与萨义德前期后殖民批评之不同,并将之视作他后期偏向美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另外,通过阅读萨义德先前诸作,笔者也挖掘和梳理出“晚期风格”理论中蕴含的他早先的思想理路和价值立场。关于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一章主要追溯与“晚期风格”相关的理论背景,笔者在开头部分辨析了通常认为的“晚年”与本文所探讨的“晚期”,前者指向生理学上的老年,“晚期”则特指阿多诺与萨义德论述下的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因此,一些抵达生命晚年的人物,其作品不一定具备“晚期风格”,而某些尚在中年甚或青年的文学与艺术家,却可能创作出“晚期风格”的作品。不过,萨义德论述“适时”与“晚期”,仍侧重于疾病、衰老及其引发的死亡之感的分析,而阿恩海姆从晚年的特殊心理状态探讨艺术家晚期之作,可以为理解萨义德提供很好的参照。当然,直接影响萨义德“晚期风格”理论的是阿多诺,他在阐述贝多芬晚年音乐作品时提出了独立的“晚期风格”概念。他认为,贝多芬在晚期作品中透露出对其先前音乐理念的背离,这同时也是在反叛其所处时代的价值秩序与美学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从阿多诺的哲学立场与美学理论出发,进行解读。在第二章中,笔者通过分析萨义德对晚期人物的论述,归纳提炼出“晚期风格”的美学内涵与精神特质。阿多诺对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嗤之以鼻,不可能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晚期风格”,但萨义德关注到他在作品中执意表现18世纪的倾向,是有意在疏离同时代的“无调性”音乐潮流,并且他的歌剧仅仅关注个人的日常琐事,实则是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拒斥,而这两者都指向对“时代精神”疏离姿态。热内在生命晚年创作的两部作品——《爱的俘虏》与《屏风》——是萨义德重点分析的对象,他揭示出作品中对“身份政治”的不懈反抗,并将之作为“晚期风格”的重要内涵。因此,对抗“时代精神”和反叛“身份政治”,是萨义德最终指陈的“晚期”内涵,它流露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权力话语的消解。本章最后一节是对这种“晚期性”与死亡之间的关系的阐述,笔者认为死亡作为触发“晚期”之思的诱因,具有拯救个体的积极意义,但个人同时又被死亡牢牢钳制,无奈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最后一章将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萨义德在论述晚期风格时所呈现的立场与分析策略。与他整个理论体系相联系,可以看出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人文主义立场、语文学的阐释方法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在“晚期风格”理论中有所呈现。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或许是他站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上看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固有缺陷。但他并未完全否定西方的价值,反而试图以世俗批评和语文学的阅读模式对其进行疗救。“晚期风格”理论也深刻体现了他的这一立场与观念。此外,萨义德在阿多诺的基础上,将“晚期风格”的研究对象从音乐领域扩及到音乐、文学和电影在内的众多艺术门类,表明“晚期风格”不受艺术体裁限制、打破门类规约的特点,并且始终向着社会文化与现实境况敞开。同时,萨义德在逐一探讨晚期人物时,从形式技巧、后殖民批评以及阶级政治等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因为“晚期之作”多在经典作品以外,并且未引起足够重视。贝多芬的晚期音乐通常不被放在他的代表作之中,阿多诺赋予其以晚期品格,而《女人心》、《玫瑰骑士》、《屏风》和《豹》等作品也在萨义德的解读中呈现出“晚期风格”的姿态。作品的体裁和样貌多相迥异,甚至两相对立,其创作的环境与时代也不相同,如何照见其中可能具有的“晚期风格”?萨义德的方法不是将文本局限在无关现实、不具利害关系的传统阐释模式中,而是从各种理论视角切入,挖掘其间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