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着眼于“两岸四方”(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为了提振香港经济,安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与港方代表梁锦松共同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CEPA文本的主体文件,包括总体规则与具体细则两部分,具体细则部分由六个文本附件组成,对香港电影的未来走向影响至关重大。CEPA的签订与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形成了有机互动,与香港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潜在地推动了香港警匪电影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叙事主题等方面的转变。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论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研究CEPA签订对香港电影产业发展构成的影响。本章从宏观角度,以产业结构、身份认同、类型电影为关键词,梳理了香港警匪电影发展变化的宏观背景。第二章主要研究了CEPA签订前后香港警匪电影的发展脉络。本章从历时性的角度,详细勾勒了香港警匪电影自其诞生至21世纪的发展脉络,香港的警匪电影具有时代特点鲜明的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展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在迥异的艺术风貌背后,历史、时代和文化的因子对香港警匪电影艺术风貌的塑造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章分析了香港警匪电影中警察形象的历史变迁,并指出在CEPA签订后其形象塑造出现了向秩序与日常回归的转变。第三章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了CEPA签订后香港警匪电影叙事策略的转变。本章以电影叙事学为理论框架,以叙事主题、叙事话语两个重要的叙事学角度,侧重研究CEPA签订前后香港警匪电影在叙事方面的新变,力图从本体研究的范畴对香港警匪电影的变迁作出深度“细描”。第四章主要论述了CEPA签订后香港警匪电影与内地电影的融合互补。随着CEPA的签订,受内地电影影响,香港警匪电影开始出现由“欲望叙事”向“家国叙事”倾斜的趋向,另外,香港警匪电影制作的“类型化”模式、发行放映的院线制模式、分配制度方面的明星制模式,也对内地电影的发展构成了有益的参照。同时在产业发展的策略方面,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和先进方法,无疑可以给内地电影提供足够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