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高跷秧歌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享誉中外。追踪它的历史,形成于清末民初的牛庄海运盛世,发展于民国庙会参杂的狂欢与日常,成熟转化于建国之后的乡土社会,变异创新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春风拂地,最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尴尬地彷徨着。海城高跷秧歌是东北大秧歌的一支,兼具东北大秧歌的豪放、富于激情的共性,更具有融歌、舞、戏、杂、武多种艺术要素于一身的火爆、热烈的个性。海城高跷秧歌的流布集中在辽南,在现代化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造访海外。民间艺术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呼唤下,它本身势必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功能转换”,本文试图通过对海城高跷秧歌在这一过程中的流变的阐述及解释,在民俗文化“变与不变”中探寻它的本真性所在,关注民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世界,分析其在文化变迁过程中起到的能动性作用,反思海城高跷秧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缺失及肯定其保护成果。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海城高跷秧歌艺人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理论上的深层探讨。第一部分阐述海城高跷秧歌所处的生境。从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进行介绍,自然生境揭示了蕴生海城高跷秧歌这种民间艺术的农耕社会根基,社会生境方面介绍了包括海城县的建置沿革及牛庄镇在历史洪流中的重镇地位,揭示朝代更迭导致的人口流动,各民族、地区文化的融合及地区经济发展在海城高跷秧歌形成过程中的“土壤”的价值。第二部分追溯海城高跷秧歌的起源及传统表演程式。首先分别阐释高跷的起源、秧歌的起源及高跷秧歌是作为“跷戏结缘”的产物的产生过程;接下来描述海城高跷秧歌的传统表演程式,回避了其原始表演内容,只为明晰海城高跷秧歌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对于考察其流变提供参照,其详细具体的表演规范非本文论述的重点。第三部分考察海城高跷秧歌在社会变迁中的流变,分别从传承机制(经济主导)、文本内涵(社会现实)、表演内容(市场需要)、社会功能(民间交往)四个方面分析考证,在民间艺术“变与不变”的历时形态中探寻民间艺术的本真性,得出导致其流变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博弈的综合原因。第四部分综合以上原因,分析民间艺人在社会变迁中所受到的各方影响,在民间艺术变迁中起到的能动作用。首先海城高跷秧歌面临传承危机,影响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民间艺人的生存压力、二是受到大众传媒的冲击;其次在国家政策变迁中,民间艺人的命运随之改变,特别是对比传统社会男扮女装的表演样式,新时期女性角色的加入,对现阶段海城高跷秧歌转变艺术追求,即追求视觉唯美的历史意义。最后在现代社会多方利益的冲击下,海城高跷秧歌陷入被保护与破坏的尴尬境地,从民间艺人的生存现状及民间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其本真性考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效应及消极影响。在结束语部分,提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对海城高跷秧歌的保护的反思。在承认并理解民间文化的自身的嬗变的基础上,分析民间文化在现阶段的保护现状,它已经脱离了民众生活,形式与内容相分离,在现代社会中被商业化。反思民间文化通过被保护而得以存活还是通过被破坏而得以存活,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