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婚姻挤压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但中国最为严重。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陆续进入婚姻市场,男性婚姻挤压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常态。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将产生人口、社会、经济、健康和文化等诸多风险,将在个体、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全方位显现。因此,研究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在梳理国内外婚姻挤压及相关理论等文献的基础上,从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波动和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3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形成机制,详细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静态婚姻挤压和改革开放40年来动态婚姻挤压的变化过程,以及初婚市场上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差异。最后,在充分考虑“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和乡—城人口转移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基础上,文章构建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合理设置参数,预测2011—2060年分城乡及全国未婚人口年龄性别结构数据,重点分析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及城乡差异的变化趋势。文章主要有4个方面的发现。第一,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先加剧后减缓。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导致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主要因素。“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从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两个方面共同促进未来婚姻市场上两性人口“供需”均衡。第二,2010—2060年全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先拉大后缩小。分解结果表明,未婚人口性别结构的城乡差异是影响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第三,2010—2060年全国及分城乡50岁及以上男性终身未婚规模均快速增加,男性终身未婚比例的城乡差异不断拉大。第四,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都发现,农村“00后”大龄未婚男性将面临严重婚姻挤压。这是在婚配过程中存在年龄梯度和城乡梯度共同造成的累积效应。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治理中国男性婚姻挤压及其后果的4点政策建议。第一,全社会应进一步提高女性地位促进男女性别平等,同时应特别关注农村单身弱势男性的性别平等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第二,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终身未婚男性人口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等问题。第三,各级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第四,政府在制定新型城镇化政策时,应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婚姻市场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