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爆发了宗教改革,西北欧各新教国家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然而,这也同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脱离了天主教的上帝后,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霍布斯在其经典著作《利维坦》中尝试了回答这个问题。对此,霍布斯首先从反思人类的本性入手,再由其人性观推论出在国家存在之前人类的生存状态,最终由此给出了他的答案。霍布斯认为,生命衍生于身体运动,生命体一切的运动都是为了延续与保存身体,因此,在一个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下,所有人都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这并不是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是愚蠢,而是源于人类延存自我生命的本性。所以,关于国家的目的,霍布斯的答案可以被概括为:保全生命,实现和平。因为自我延存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根本,所以,正由于在霍布斯的人性观中,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是,每个人兼备理性。这使得霍布斯推论出所有人都具备的自然权利与所有人都理解的自然法。最终,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所有人都作出了妥协,签订契约以创建国家主权,将自身的自然权利转交给了国家,因而也放弃了暴力的自然使用权,服从国家的法律与命令。霍布斯式的契约孕育了强大的“利维坦”,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民众创建国家的初衷正在于保全生命,实现和平,所以,国家代表的是民众的意志,必须保全民众的生命,维护社会的稳定。霍布斯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人物。虽然他的现实主义论调并不受人欢迎,但是他在《利维坦》中的讨论让我们不得不沉思政治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依旧生活在一个“霍布斯”的时代,一个国际无政府的时代。简要地比较霍布斯之前以及之后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与主张,我们便可以充分地意识到霍布斯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一个世纪前,马基雅维利在回顾古罗马的政治经验的同时,指出了政治权力的现实意义。列奥·斯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现代政治哲学家,因为马基雅维利不再单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谈论政治,而把政治看作是一项纯粹世俗的事务,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但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构建起一套系统的政治哲学体系。霍布斯则不同,他在《利维坦》中详尽地阐述了“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核心精神具体表现为自由的人们在平等的前提下自愿签订一份契约,契约规定了国家的各项政治原则。虽然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在历史上常受批评与贬斥,但是,他在理论概念与框架上的创新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霍布斯前承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后启洛克、卢梭、康德和罗尔斯。因此,在考察《利维坦》时,我们必须抱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探究文本,如此方能更好地把握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厚重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