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作品持续而有计划地英语译介始于《受活》(2012)和《四書》(2015),二者是阎氏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它们题材不同,风格迥异,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价值。译者采用什么样的整体翻译策略和具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来发掘、展示、体现和传达作品总体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本研究从谭学纯、朱玲提出的广义修辞学视角探讨《受活》和《四書》的英译,尝试利用学科间性,借鉴翻译学与修辞学的知识资源,拓展翻译学研究视野,为翻译修辞学的系统建构贡献力量。中国修辞学传统向来注重调音、炼字、设格、谋篇、文体以及风格等文章章法的探讨,是一门写作的学问。西方修辞学以论辩、劝说为核心,是一门演讲的学问。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西方修辞学突破传统演讲和劝说的囹圄,将视角投向更广阔的认知、视/听觉、艺术等人类言语与非言语、思想与行为的各个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多学科交叉参照与融合发展。中国现代修辞学也在经历了狭义修辞学的繁荣与沉寂之后,实现了广义修辞学的突围与转型,从“语言本位”和“技巧中心”为核心的单一学科修辞学研究类型发展成为“以人为本”,从更广阔的社会人文、心理思维、乃至自然存在等背景探索修辞学发展新路径的交叉学科。广义修辞学关注修辞的认知性和人的研究,强调人的修辞性存在,它不排斥狭义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修辞格、风格等),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体现了研究者的发散思维、和合意识与人文关怀”(冯全功,2012a:I)。广义修辞学修辞功能三层面包括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分别对应于话语(语言片段)建构方式、文本建构方式和人的精神建构。《受活》和《四書》中修辞技巧的英译主要选择了方言修辞话语、变异修辞话语和修辞格。方言修辞话语的英译主要从方言修辞话语的直译、方言修辞话语的“创造”性英译和方言修辞话语的混杂性英译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在直译和“创造”性英译中,译者用生僻、艰涩的语言形式编织充满断裂感的陌生化文本,凸显方言的地域文化内涵和游离于普通话之外的异质特征,再现受活人独特的话语系统及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对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纪年系统、中国传统市制计量单位以及作者杜撰的花草植卉名称等,译者通过汉语拼音翻译、拼音和英语相互阐释、拼音+英语+数字组合、词内英汉拼接以及创造新词等多种翻译修辞手法,实现译作语言层面的杂合状态以及总体上的陌生化效果。变异修辞话语的英译包括叠变修辞话语、转类修辞话语以及句法结构变异等的英译,它们的基本意义大都可以得到较好表达,但其变异的形式特征均难以迻译,一定程度上影响译文语言总体的色彩、风格和质感。修辞格的英译主要考察反复和排比两种典型的布置类修辞格。它们的形式本身即是作者的精心设计,是作品艺术审美价值的体现。译者用最贴合原文句法特点和修辞结构的方式保持译文与原文的高度相似性,并辅以音韵补偿和语法偏离等手段,还原修辞结构表现出来的“力量”、“气势”和“形式”上的审美效果,如韵律优美、形式对称等。修辞诗学的英译分别选择人物话语的自由直接引语、蒙太奇手法以及文体与风格的英译。自由直接引语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并且还具有明显的文体功能。译文总体上较好地保留了自由直接引语形式,再现了人物话语表现力,有部分自由直接引语被转化为其它引语系形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通过不同引语形式之间音响效果的差异,控制人物话语的“潜显度”,或造成叙事的虚实对比,或突出人物身份之别。蒙太奇手法被按照现实主义逻辑“改造”(如改写人物话语主体,改写对话地点、或改写人物话语内容等),导致译文的魔幻主义色彩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文体方面,絮言体的文本形式(斜体字、加粗、加黑等标识,自由直接引语等)及方言话语风格(陌生、混杂、断裂等)得到了充分迻译和再现,体现了受活群体的生存状态和话语建构方式,总体上较好地支撑了絮言体的反抗性结构和文体功能。但是,由于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以及目的语言相对于原作语言的表达局限,词/句末小词(儿化音、语气词、“了”字等)的修辞形式与文体功能的失落影响到语言的整体质感和艺术效果,一定程度上削弱译文语言的反抗性及其对反抗性絮言文体的支持。另外,干支系统的局部调整并未改变其整体性错乱效果及其营造的魔幻色彩,译文仍然能够较好地支持絮言文体。译者对圣经文体的简约小词、简短小句、古雅修辞、宗教色彩等语言细节和整体精神风貌,以及哲学思辨文体语言的静态特征和抽象性、风格的厚重感以及叙事的客观性与形上色彩等都有充分的理解与把握,具体体现在译文的选词、语体、句式、语态、语气等方面。另外,由于省译/整合简化、增译、语篇调整以及原文语言特点和译者自身主观因素等原因造成译文风格趋简变化。修辞哲学主要涉及作者及作品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修辞哲学的英译主要从隐喻修辞、“全”、“残”对立修辞以及“救赎”主题三个方面考察译者对作品的思想性和主题修辞的把握,及其对作者和作品人物精神建构的理解与再现。作者用“轮回”隐喻和“育新”隐喻来整体建构《受活》和《四書》的艺术思想价值,强化读者对作品风格特色、叙事结构、人物性格等的认知。对于时间和生命的“轮回”,译文通过对干支纪年的“零翻译”和对植物性宏观叙事结构的直译,再现原作草木生发,四季流转,天地一体,周而复始的“循环性”和“轮回性”;通过保持原文话语表征形式和叙事结构,译文再现了作品人物人生命运的轮回,以及受活村从“入社”到“退社”的波澜壮阔的苦难历史的循环。《四書》以“育新”之名,实践着对“育新”最大的否定与背离以及对知识分子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奴役与异化。译文通过对原文话语表征和叙事结构的保留,生动再现了“焚书”、“捉奸”和作家种“血麦”三个场景,实现“育新”隐喻设置在译文中的呈现。圆全人对茅枝婆祖孙三代的“侵害”和蹂躏,以及他们对受活人钱、粮的“掠夺”暴行是健康体魄与残缺肉体的剧烈冲突,是丑恶灵魂与纯良内在的强烈反差。从焚书和对宗教的无知与亵渎,到十字架上的归顺与依附,是孩子走过的“救赎”之路。把内在的罪感复刻于外在的肉体以寻求精神安宁与解脱,是作家的“救赎”之路。这是劫难之后作者对知识分子心灵救赎的探讨。不同的“救赎”之路,实则是被相同的癫狂理念支配的行为。在深刻理解与充分把握原文的基础上,译者借助译语的修辞转换,在目的语中成功再现了作者与作品人物的精神建构方式,实现了原文主题修辞的思维认知功能。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主要体现作品的艺术性,修辞哲学主要体现作品的思想性(冯全功,2012a:III)。然而二者并非绝对地泾渭分明,艺术性的英译和思想性的英译研究互有交织,涉及广义修辞学的三大层面。本研究以广义修辞学为理论依据,利用目的文本描述性翻译研究和例证型定性研究为研究方法,对《受活》和《四書》英译本进行系统考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对文本的理解与阐释难免偏颇,对一些论题的探讨尚待深入与拓展。这为后续研究,特别是对翻译修辞学系统构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和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