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东南麓是指沁河以北、淇河以南,太行山东南与古黄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太行山东南麓出土商代青铜容器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的特点,学界对其研究多停留在分期断代上,且对部分器物的分期断代较为笼统。太行山东南麓商代青铜容器可分为六期,一期对应商代陶器分期中的二里岗下层二期,二期对应陶器分期中的二里岗上层一期至白家庄期早段,三期对应陶器分期中的白家庄期晚段,四期对应殷墟二期偏晚或略晚阶段,五期对应殷墟三期,六期对应殷墟四期。三期与四期之间存在缺环。太行山东南麓商代青铜容器在铸造技术方面,出现了器足后铸、纹饰补刻、合范后范上修补纹饰等现象,这些现象在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中较为少见或较少发现。太行山东南麓商代青铜容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可归纳为四个阶段:一期与二期为初始阶段,铸造技术较为简单原始,表现为分范数量少,用到的工艺种类少;三期为发展与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出现多种新的铸造技术,如器足后铸技术、纹饰补刻现象;四期与五期为铸造技术标准化阶段,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同类型器物铸造技术趋于一致,另一方面是本地青铜器铸造技术与同时期都城铸造的同类型青铜器铸造技术相似程度高;第六期为铸造技术明器化阶段,铸型设计、连接技术等趋于简化。太行山东南麓商代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与郑州商城、殷墟同时期出土青铜器相比存在差异也存在共性,表明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容器可能为本地铸造,但与都城之间技术交流频繁。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容器纹饰分为动物纹和几何纹两大类。太行山东南麓商代青铜容器的主纹饰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第一期未出现兽面纹,仅有几何形纹饰,第二期兽面纹开始出现,兽面纹的占比较大,第三期兽面纹占比继续增大,成为主流纹饰,兽面纹的出现与繁荣,表明至迟在这一阶段青铜容器的“仪式”功能已经形成。第四期与第五期,兽面纹仍然为主流纹饰,同时出现了大量其他动物纹做主纹饰的现象,表明沟通天地的“媒介”在这一阶段变得更丰富。从青铜容器上的主纹饰的发展演变来看,第一期至第五期,青铜容器的“仪式”功能在不断加强。第六期,纹饰的种类不及第五期丰富,纹饰面积减小,青铜器纹饰出现明器化现象,表明青铜容器的“仪式”功能减弱。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容器的辅纹饰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复杂向简单转变的过程,辅纹饰的阶段性特征同样是青铜容器“仪式”功能增强与减弱的体现。青铜器上的辅纹饰,如夔纹、蛇纹、蕉叶纹等,经常作为辅纹饰出现,很少以主纹饰的形式出现,这反映出的是青铜纹饰在商人思想世界中的主次性,主纹饰是仪式活动的主要角色,而辅纹饰在仪式活动中起次要作用。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容器纹饰与都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之间具有同步性,表明两地拥有同一套礼仪系统。纹饰的等级性表明,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器等级低于都城最高等级器物,但高于都城一般等级器物,即太行山东南麓青铜容器拥有者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青铜容器的出土地点与其他遗址地点相结合可以反映高等级人群的分布,进而反映区域中心位置,太行山东南麓商代前期区域中心有两个,一是辉县孟庄——琉璃阁中心,二是焦作府城中心,商代后期此地区域中心为辉县褚邱,这一时期辉县琉璃阁仍有较高地位。太行山东南麓商代区域中心的变迁与商代都城的变迁具有一定同步性,表明此地的区域中心可能是由都城直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