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期决策(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是指个体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收益或损失进行权衡,进而做出各种判断和选择(Frederick,Loewenstein,&O’Donoghue,2002)。前人的研究发现,与即时的获益(或损失)相比,个体通常赋予远期获益(或损失)更小的权重,即更偏向于即时获益(或远期损失,这一现象叫做延迟折扣(delay discounting)。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涉及跨期决策,选择“啤酒与炸鸡”还是“鸡胸肉与西兰花”?这是涉及健康的跨期选择;选择“抖音与快手”还是“学习强国与慕课”?这是涉及个人成长的跨期选择。跨期决策不仅体现在个人决策层面,还在企业、政府的诸多决策中也涉及跨期决策,例如是选择短期的经济发展还是长期的环境保护。因此,对于跨期决策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早期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着个体的身心健康与认知能力。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比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能更有效地预测个体的身心健康与认知能力(G.M.Lawson,Hook,Hackman,&Farah,2016)。也有研究表明,个体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与其跨期决策的偏好关系密切,具体来说,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其更倾向于即时满足(Griskevicius,Tybur,Delton,&Robertson,2011;Ishii,2015)。然而,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成年期跨期决策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其影响机制更不清楚;另一方面,儿童期是个体心理发展与脑发育的关键阶段,这将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例如执行功能),进而影响个体的跨期决策。因此,本研究试图解决两个问题:(1)考察儿童期(包括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及其可能的认知机制(研究一);(2)采用脑成像技术,考察儿童期(包括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神经基础(研究二)。这对于揭示儿童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影响的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对于儿童期的教育及“心理扶贫”等方面也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研究一中,为了考察儿童期(包括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及其可能的认知机制。本研究首先对被试(N=83)的童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成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成年期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成年期的跨期决策、自我控制能力、风险偏好、预期想象能力等变量进行了测量,然后使用相关分析,重点考察了儿童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关系,而后试图从自我控制能力、风险偏好和预期想象能力角度来探究儿童期(包括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跨期决策的认知机制。结果显示:(1)童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childhoo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CSSS)、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adolescenc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ASSS)均与跨期决策指标(Area Under the Curve,AUC,AUC与延迟折扣率负相关)显著正相关,即个体的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其成年期的延迟折扣越低,更倾向于延迟满足。(2)童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期一般自律能力(自我控制量表的分维度,The General Capacity for Self-discipline,SD)也存显著正相关,即个体的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其成年后的一般自律能力越强。(3)中介分析发现,一般自律能力完全中介了童年期与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童年期与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成年期的跨期决策,具体表现为个体的童年期与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延迟满足能力越强,而这一影响机制可能是通过成年后的一般自律能力来实现的。在研究二中,为了探究儿童期(包括童年期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跨期决策的神经基础,本研究采集了两批成年期样本的脑结构态数据,样本1由研究一所有的被试组成(N=83);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重复性,另外收集了一个独立样本作为样本2(N=119);然后,采用VBM(Voxel-based morphometry)的方法考察了表征一般自律能力的脑区(以灰质体积为指标);最后基于VBM分析的结果,采用中介分析方法探究童年期期或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跨期决策可能的神经基础。结果显示:(1)VBM的分析发现,样本1的左背外侧前额叶(left lateral dorsal prefrontal lobe,DLPFC)的灰质体积与一般自律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样本2的分析结果也发现,左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与一般自律得分存显著正相关,且两个样本的脑区能够重叠,这说明左背外侧前额叶是表征一般自律能力的核心脑区。(2)中介分析发现,左背外侧前额叶(l DLPFC)的灰质体积能够完全中介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个体的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成年后的左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越大;作为表征一般自律的核心脑区——左背外侧前额叶可能是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跨期决策的神经基础。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1)儿童期(包括童年期和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有显著影响,而且成年后的一般自律能力完全中介了儿童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跨期决策的影响。该结果说明,儿童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可能是通成年后的一般自律能力来实现。(2)左背外侧前额叶可能是一般自律能力的神经基础,而且成年后的左背外侧前额叶的灰质体积能够完全中介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的影响。这说明,左背外侧前额叶可能是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跨期决策的神经基础。总之,本研究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探索研究,分别从行为和脑结构两个角度出发探究了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的跨期决策的认知机制与神经基础:证实了童年期与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年期跨期决策有密切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童年期与青少年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成年期的跨期决策的认知机制:一般自律能力作用,并发现了其神经基础可能为左背外侧前额叶。这对于探明儿童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成年期跨期决策影响的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同时对于儿童期的教育(尤其是自律能力)及“心理扶贫”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