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的能力决定国家的兴衰，决定国家权力扩张的边界。17—19世纪的英国和中国处于产业结构和财政体制的转型时期，国家和公共权力的膨胀带来了财政的不断扩张。而财政扩张的决定要素便是国家的GDP和人均GDP，是国家的税率和融资能力。因而，中英两国财政比较的研究，必然会深化对中英两国的税率、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的研究，必然会推动中英两国的GDP和人均GDP的研究。1.中英财政收支结构比较英国的财政收入结构=纳税收入+国债收入，而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纳税收入。正是由于中英财政收入结构的这种基础性的差异，才导致了两国竞争优势的相互转换。我们研究的数据表明，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税赋都远远高于中国，老百姓却没有造反，没有揭竿而起，而中国增加财政收入却只有征税一项，只要一征税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血雨腥风的王朝更替。其原因就是，英国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成功地将纳税者变为投资者或股东，去成立新的公司，去远洋进行军事扩张，让国民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去分享更大的利益。所以说，公债制度最大的创新，就是把一部分税收变成了国民投资，变成了政府对国民的负债，从而使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投资者的约束。公债制度使英国聚敛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经济投资和战争开支，使英国的综合国力大增；而且还凝聚了民心，协调了国家多方的利益，将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多方利益统筹起来，去实现更大的增值，圆了个人的发财梦和国家的霸权梦。2.中英税制结构比较我们的研究发现，不仅中英财政收入有巨大的差异，中英两国的税收结构也有巨大的差异。例如具有人头税性质的盐税，中国有，英国没有；影响商品交流的常关税，中国有，英国没有或很低；对财产和收入直接征税的所得税和动产税，英国有，中国没有。中英两国这种不同的税收结构，反映了中英两国不同的征税制度和征税文化。由于中英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信用体系的缺失，中国除了土地这样的固定资产以外，像房屋这样的固定资产，像牛羊这样的动产，像商业的销售收入，像家庭和商业组织的净利润，都不能作为国家的税源；即使在当今的中国，在居民房屋的持有环节上征税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就导致在资产和收入上，除了对土地征税以外，明清政府很难开辟另外的财源，以保证政府必要的开支。所以说对财产和收入的直接征税，中国的税种不多，导致政府财力不足，提供公共服务有限。两国不同的税收结构，反映了两国政府聚财的能力，中国的聚财能力显然大大低于英国。3.中英税务收支政策比较通过对中英两国的税收结构研究，我们发现明清政府在税收政策上与英国相比的话，明清政府至少是通商的；而在税制上，英国可能要充当“抑商”的角色，因为英国在商品流通、销售和收入三个主要环节上，都有明确的税制，每年都有高额的税金纳入国库。所以，从国家财政政策来讲，说明清政府抑制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没有任何事实的依据，因为国库并没有征收高额的商税。从国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来说，工资+地租+税收的比例，明清政府的综合税率在3%—8%之间，估计在5%左右，远远低于英国的和平时期的11%，战争时期的22%，明清政府并没有滥用国家的征税权，去提高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所以说，中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大大落后英国，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如货币成本过高，利率过高，运输费用过高，都提高了交易成本；这使中国在商品流通中，外地低价商品无法进入市场，即使税率为0%。所以，中国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与明清政府的所谓的“抑商政策”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