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探望权制度于2001年4月28日婚姻法的修改得以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入法至今已18年之余,虽较于域外国家的探望权制度起步晚了许多年,但这对于我国当时的法治大环境来说却是一大进步。“探望权”指夫妻离异后,未取得抚养权的一方对子女享有探望的权利,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离异父或母一方对子女的探望有了合法性与正当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民众更加期待对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也愈发激进,间接导致我国离婚率的大幅上升。据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起,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5年上涨,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登记离婚达310.4万对,比上一年同期多出20.5万对（1）,高居不下的离婚率不仅仅涉及到相关法律问题,对有子女的家庭而言无疑发展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我国的家庭模式多为“421”的家庭结构模式,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外）祖父母往往容易将所有感情倾于（外）孙子女;同时基于我国的传统习俗,（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感情深厚,关系密切,也即常说的“隔代亲”。因此一旦夫妻离异,意味着两个家庭的分散,（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隔代亲会随着父母关系的决裂而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我国现有家庭婚姻环境下,赋予（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探望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章节内容一共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关于隔代探望权问题的提出。本节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法,挑选实务界中的三个关于隔代探望权纠纷的典型案例,以此来反映我国当下司法环境中隔代探望权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并归纳出数个争议焦点及存在的问题。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实务中关于探望权,尤其是隔代探望权的纠纷日益增多并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国现行的探望权制度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之外的其他主体的权益保护力度不大,已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事宜,不能满足实务界的裁判需求。由此引出下文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为核心,隔代探望权在我国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论述。第二部分: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探望权的由来、法律性质等,引出关于隔代探望权的法律性质、我国存有隔代探望权的基础条件及现实条件。同时引入“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作为隔代探望权在我国存在的核心原则。对探望权制度与“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二者之间内在应有联系进行分析,明确我国探望权制度乃至家事立法中的价值取向。第三部分: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我国现行探望权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对缺陷进行简明扼要的分析。在现有制度缺陷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我国构建隔代探望权应有的权利体系。主要从隔代探望权入法必要性及相关措施入手,在借鉴域外国家相关立法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若我国对隔代探望权进行立法的几个需要提请注意的方面。并对前三部分进行总结升华。通过实务中争论较大的如立法赋予（外）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则必会对父或母的监护权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冲突,进而对如何兼顾（外）祖父母探望权与父母监护权提出几点具体措施:协调探望时间、增加新型探望方式等方面对两者进行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