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华夏文明也被冠以“礼乐文明”之称。“相须以为用”的礼乐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但是两者的“相合”,却是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到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接合、发展、演进,最终才逐渐形成中华“礼乐文化”的基本形态。本文试图以传播学视角,将“礼—乐”视为先秦社会重要而典型的传播模式,并将“乐”视为一种礼制秩序形塑的“媒介”和礼文化生成的实在力量,以此重新审视古乐内涵（诗、歌、舞一体）与媒介属性（通天媒介、沉浸式复合媒介、信息阐释媒介、社会整合媒介、生命媒介）的嬗变,以及“乐”与不同时期礼文化的耦合机制,进而管窥“礼”萌发与流变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尝试为阐明“礼乐协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系统而完善的政治体系,提供一种传播学视角的思考向度。除了绪论之外,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考察原始礼的起源与“乐”的关系。上古时代,尤其是殷、周以前的早期社会,是一个巫性色彩浓厚与神权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先人们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巫性信仰与祭祀活动驱动共同体意识、权力观念的产生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乃至促成酋邦型早期国家组织形态。“巫”与“祭祀”很可能就是中国“礼”的源头。此时的“乐”主要被使用在祭祀、占卜、庆典等巫术与原始宗教活动中,它们是“人—神”之间交通往来的中介,充当通天媒介、降神媒介、信息释读媒介、以及营造传播情境的沉浸式媒介的作用。在这些“人—神”交流的仪式活动中,分层意识、权力观念、群体意识乃至社会秩序观念却伴随着集体实践衍生出来。“乐”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深地介入了早期社会变革中。第二章是西周“制礼作乐”下,礼、乐的关系走向制度化。当“蕞尔小邦”取代“大殷商”后,周人为了应对宗教文化信仰冲突、政治社会动荡的局面,迅速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制礼作乐”,拉开了“礼乐”政治化、制度化的帷幕。周人以“乐”为媒介,通过“援德入乐”“引德入礼”“礼乐协同”等方式,建构起了一套宣扬西周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德”）与参与社会建构的传播系统,而“乐”成为整合道德社会的“器械”（“政治媒介”）,笔者称之为“乐政”系统的实践。此时,“乐”开始由“人—神（祖）”间传播的“通天媒介”向“人—人”间传播的“政治媒介”转移、跨越。第三章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礼—乐”政治传播体系崩溃,严苛的“礼—乐”结构关系的解体,释放了“乐”的情感活力,使“乐”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乐”的媒介性再次发生偏转,向着“人—自我”内向传播中生命（修养）媒介转变。尤其是儒家,建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修养路径,追求音乐体验是情（乐）与理（礼）是交织在一起,理性中渗入情感,情感中嵌入理性,寄希望于“主体”在音乐体验中生命觉醒以及觉醒后自觉、规范、理性的社会参与,从内心深处趋向于“礼”。本文的“以乐观礼”,是将“礼—乐”看作是“政治社会秩序——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传播（媒介/方式/场域/对象）”之间的关系。以“乐”的媒介参与为中心,考察“礼”的滥觞、流变、式微的基本脉络,体验华夏礼乐文化历史中跳动、流转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