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背景之下,“风险刑法”应用而生。为应对潜在的风险从而保护相应的法益,刑法予以提前介入来惩罚部分严重犯罪。这种将本不属于刑法分则规制的预备行为予以实行化的立法模式,被称之为预备行为实行化。此种立法模式的出现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能够有效保护法益、维护国家整体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质上有扩大犯罪圈的嫌疑,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也因此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和诟病。在疏理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以及明晰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和司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理论和现实根据,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应该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以防止预备行为实行化过于“泛化”而有损刑法的根基。本文正文有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预备行为实行化概述,从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的概念入手,通过对比分析,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的内涵和外延予以明确。在此基础上疏理了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分析现状的同时提出问题,归纳出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存在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困境。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正当性根据。从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两方面入手,对预备行为实行化存在的正当性进行解读,以剖析预备行为实行化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深厚根基。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相对应的,主要是以前文为基础,结合立法、司法、理论现状,分析预备行为实行化所面临的挑战及提出对挑战的应对之策,以期能为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和司法提供些许建议,进而促进我国预备犯处罚理论的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