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以中共对民团的政策和策略为基本线索,探讨了中共与民团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进程的历史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民团和乡村团防体系是在国家权威衰微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崛起的准军事化社会控制组织,它发挥着乡村权力网络和捐税制度的武力屏障的政治功能.在中共发起的农民运动勃兴后,遭遇乡村权力结构变动的乡绅阶层和民团进行了拼死抵抗.中共和民团正反相冲,迭层演进,共同奠定了二三十年代乡村社会变革的基本形态.民团作为维护地主利益、抵制乡村变革的武装组织,既给中共改造乡村社会造成巨大的障碍,又从反面推动了乡村社会变革向愈益激进的方向发展.他们相对落后的组织模式和薄弱的武装力量不仅未能扑灭革命火焰,反而在农民运动还处于改良阶段时,刺激了农民和中共的政治诉求.在血腥仇杀和乡村军事化的基础上,民团与中共一道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态,扭转了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