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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以后,以《公羊传》为中心的今文经学成了学术的主角,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晚清的改革图强运动。刘逢禄在清代中期选择“公羊学”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是当时社会政治变化、学术思潮发展和家族家庭影响的结果。
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主要从这样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对《左传》和《谷梁传》的辩驳。刘逢禄吸取当时盛行的汉学考证之法,从《左传》的传衍、名称、作者、成书以及记事和载义等方面剖析了《左传》非解经之书;从刘歆作伪的方法和目的入手论证了《左传》解经是刘歆作伪的结果;同时还批驳《谷梁》及郑玄的护卫以申何休的《谷梁废疾》。其二,对《公羊》大义的张大。刘逢禄超越庄存与和孔广森,远绍董仲舒和何休,将汉代《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接续下来;刘逢禄以“《春秋》为五经莞钥”,特重公羊的“三科九旨”,认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刘逢禄通过重释公羊条例,重新阐发了“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等“三科九旨”的精义。其三,对公羊学的拓展。刘逢禄严守经今文学派的家法,他以“公羊学”的思想为核心,从公羊家的立场来研究和解释其它的经典,实行经典释义的公羊化。刘逢禄通过“破”《左》《谷》,“立”《公羊》,再以《公羊》“贯”群经的方式建构起独特的公羊学体系。
刘逢禄公羊学还有“经世致用”的一面,他发扬公羊学援经议政和春秋决狱的传统进行评政和断案,为时人所服。刘逢禄的公羊学对稍后的龚自珍、魏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刘逢禄之后,由龚、魏二人再到康、梁,公羊学的重心就由“经学”理论转到“经世”实践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