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语言范式下的翻译研究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形式上各个层次上的对应,这种翻译观很难解释翻译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勒菲弗尔、赫曼斯等翻译理论家提出了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是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将传统翻译研究在语言形式上的对应转移到文化语境和视域上来,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了文化建设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性,任重而道远的翻译工作者是我国进行文化输出和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翻译理论来指导翻译工作。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打破传统翻译模式,更多地把翻译活动放在了文化背景下讨论,探讨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等非翻译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本文以操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着眼于操控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通过分析理雅各、韦利和辜正坤三位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探究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对三个不同《道德经》英译本的影响,并解释操控理论的“三因素”在《道德经》英译过程中的工作机制。在意识形态方面,《道德经》的英译主要受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操控。在诗学方面,《道德经》英译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字词层面和句法层面上。赞助者也对三个不同时期译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道德经》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理雅各因受西方宗教的影响,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韦利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而辜正坤为顺应中国读者的思维模式,在译文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点,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为中国典籍英译带来了指导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操控理论不仅从文化视角解释了《道德经》英译过程中的工作原理,还对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微观层面上,操控理论的“三因素”为译者主体性的选择、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以及出版方式的选择都来带了启示;在宏观层面上,操控理论下的文化翻译观为中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借鉴,促进了翻译研究和跨文化交流,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典籍英译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道路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