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歌与中国“五四”新诗的关系极为密切。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在呈现美国诗歌与“五四”新诗的交流状况的基础上,揭示美国诗歌对中国“五四”新诗发生影响和改变的事实。从文献资料来看,在“五四”的诗歌译介格局中,中国对美国诗歌译介的成绩相对薄弱,不仅无法与对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西方文学大国的文学译介相提并论,而且不能与对比利时等国家的文学译介相比。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诗歌对中国“五四”新诗的影响就小呢?笔者认为,以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近代诗歌和以意象派为代表的美国新诗运动诗歌都对中国“五四”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由于受到诗歌交流、人员往来和文化交往极为频繁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美国诗歌对“五四”新诗的影响和改变可能通过美国诗歌汉译、美国诗歌原典阅读等诗歌中介发生,也可能通过美国精神文化、现实生活等对留学生发生影响等非诗歌中介实现。本文首先探讨了美国诗歌对中国“五四”新诗发生影响的中介,即译介美国诗歌的文本中介和赴美留学生运动的主体中介,并对后者进行了深入分析。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美国诗歌对“五四”新诗产生影响的具体内容。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本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即以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为核心的“美国精神”对“五四”新诗的影响;以诗歌语言的口语和诗歌形式的自由化为核心的美学追求对“五四”新诗的影响;实验主义对“五四”新诗的影响。鉴于胡适在中美诗歌交流中的独特地位,本文还以胡适为个案,重点探讨了美国诗歌对“五四”新诗的影响。无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草创期、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奠基期、闻一多为代表的新诗建设期的诗歌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还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五四”中国新诗始终伴随着不绝于耳的“美国之声”。美国诗歌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新诗的爆破、创造和建设工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面貌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