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了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性作家——张笑天。以他的中短篇小说为突破口，系统论述了这位高产作家的文学思想、文学主张与立场、以及由此造成他的“文学之器”的利与钝。从最初的讴歌白山黑水，到如今的慨谈时事，张笑天始终把一种向善的现实主义作为他笔下草木、人事恒久的栖息地与救赎地。即使他看到的景象距离他心中和睦醇美的乌托邦理想国度有一定距离，他也会极力以规范的意识形态警醒人们，进而把人们推向传统价值文化的圣殿。张笑天的这种做法是对美好人性的回顾与呼唤，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追怀与礼赞，同时不可避免的使他的小说带有保守历史主义的色彩，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论文的第一章，分析比对发现，在张笑天的中短篇小说中，有着“变与不变”的微妙灵动。　　 “变化”要从通过阅读体验划分出的“张笑天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两个阶段”说起。前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歌颂与反思为主调，代表作有《离离原上草》、《公开的“内参”》、《肥水甘落他人田》、《徒弟今天有难》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真切忧思，强烈控诉；审视改革，颂扬美德。第二阶段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以针砭与困惑为主调，代表作有《我想生病》《章鱼》《献给爱丽丝》《康乃馨》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权钱怪圈，市侩泥沼；百味世相，人性异化。根据这两个阶段中短篇小说的表现内容和作品风格的不同，笔者用“镜子”和“刀子”这两个意向来形容，即从反映现实到剖析病根的转化和升华。具体可从知识分子、官场、家庭题材在两个阶段的变化纵向比对看出。　　 同时，万变中有“不变”，在张笑天的中短篇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他长久不变的社会人文关怀，以至于形成了他自己的“原形人物”和“典型情节”。而且，对平常人生活的关注在张笑天几十年的创作中没有消磨，反而愈发浓锐，即使因为揭露历史的盲点吃了苦头，也不能改变他写作的初衷。　　 第二章论述了张笑天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总是自觉抑或不自觉的站在“历史的立场”上书写文学。　　 这种站在历史立场的追问方式，使张笑天的小说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反思性。一方面，张笑天的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嗳昧不清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们将此定义为“非知觉性的配合”与“逆向地建构和塑造”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张笑天通过在他的小说艺术地把握的时间、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文化世界图景的恰当坐标，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己虽未曾经历但却能通过时空体的共时性和历史性，真切体会的历史现场；这也归功于他的写作语言特性，“意识形态话语”是时代特征的体现，作品中常以历史事件交代时间背景、有明显政治痕迹的词汇和对党表忠心的冲动，同时，“荒寒文化”是东北地域特征的表现，文中以方言、习语俗语和独特意象的词汇见长。　　 第三章的研究再次升级，历史立场带给张笑天的是颇为强烈的现实参与感，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带领我们追溯起张笑天“以文为器”文学理念的思想资源，而且进一步讨论这究竟这带给张笑天什么？　　 这种“以文为器”、“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与我国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小毛公和白居易所在朝代，有着较为明显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我认为，不能将这种文学理念带给张笑天中短篇小说的文学效果简单的定性为“优”或“劣”，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情况下，它有着较为复杂的“利”、“钝”双面性。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1.飘摇的界限：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张笑天的文学可以作为历史的一种佐证，使历史的本真更明晰，同时，有历史感的文学也是张笑天的作品魅力倍增，可是这决不能成为“历史”有损于文学的审美性的理由。　　 2.文本坚守意识形态的魅力与迷失：纵观张笑天中短篇小说，我们发现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可以帮助文学植根于人类历史的沃野，但是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会失去“纯文学”本来应有的风采，恰当拿捏尺度不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是有必要强调的。　　 3.文学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律动和倾斜：在张笑天的文学海洋里，虽有倒叙插叙的运用，但是整体来讲文学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结合比较密切。历史的时间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但是文学的时间却需要跳跃和穿插来带给读者阅读上的享受和美感，文学的时间要遵循历史事实，又不能拘泥于此过度倾斜，因为简单的文本会被历史的涤荡所磨失。　　 4.文学接受与文本寓言特征的制衡：文学创作对文学接受是有迫切渴望的，尤其是张笑天有着“创作是有社会责任”的思想的作家，更倾向于把话说明，道理说白。但是，艺术终究是超验的，如果为了一个主题去编织一个故事，又尽心去给这个故事增添技巧，就有了写作方法外露生硬的危机，只有完美的把二者恰当结合，才能使作品日臻完美。　　 总体来看，张笑天的中短篇小说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展示出了一幅幅地域性和风俗性极强的画卷，写作手法与意境壮阔深远。张笑天就是这样一位始终站在历史的立场，手持文学武器，忠贞不渝的记录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辛勤书写者，不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给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带来了一种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文学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