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开放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治理、透明度和问责制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各国推动公共数据开放的背景下,我国也在积极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工作。然而我国面临着公共数据提供部门（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不愿意开放数据的问题,数据开放实施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数据提供部门担心开放会给自身带来责任风险。这种数据提供部门对于感知责任风险的恐惧所导致的避责行为会导致公共数据开放政策不能得到有效实施,甚至造成政策的失败。一些研究提出免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然而对于如何优化和完善我国当前免责机制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文章从公共数据提供部门对于责任风险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出发,借鉴国外公共数据开放中免责机制的经验,提出我国公共数据开放中免责机制的完善路径。文章主要通过访谈27位与公共数据开放相关的人员获得研究数据。被访者来自公共数据提供部门和数据开放主管部门,或是数据开放领域的专家。获得访谈资料后,使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获得我国公共数据提供部门感知责任风险因素并初步构建了风险维度。接着使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研究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感知责任风险因素和维度,共包含11个因素,分属于3个感知责任风险维度（数据泄露带来的责任风险、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权力问责风险）。在研究公共提供部门开放数据的感知责任风险影响因素中,文章使用扎根理论编码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结合现有理论,提出组织能力、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法律政策完备度影响公共数据提供部门的感知责任风险各维度的假设模型。然后使用问卷调查法获得研究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研究发现,组织的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责任风险的各个维度,法律政策完备度显著负向影响感知责任风险的各个维度。组织能力显著影响权力问责风险,不直接影响数据泄露和数据利用带来的责任风险,但通过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中介作用影响这两个维度。此外,法律政策完备度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能力。接着,文章考察公共数据提供部门感知责任风险所反映的认知冲突的表现和原因,总结当前我国免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数据提供部门的认知中存在保密安全与数据开放的冲突,个人责任与机构义务的冲突,以及个体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在冲突产生原因的探究上,基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政策框架,把公共数据提供部门认知中的风险与现有的法律政策进行对照,考察数据提供部门在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开放数据时感知到的责任风险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指出当前我国免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1）免责机制不能有效免除由不可预见因素导致泄露第三方权利数据带来的责任;（2）部分规定中不能对公职人员进行有效免责;（3）缺乏有效措施规避用户行为不确定性带来的责任;（4）已有免责机制实施不到位。文章调研了国际上公共数据开放中所建立免责机制,总结各国免责机制的特点。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公共数据开放中免责机制的路径,包括三个方面:（1）法律政策中免责规定的完善路径。通过制定、修订立法和规则,使法律制度明确化和合理化。提出应修订和完善当前免责机制中的一些规定,为数据提供部门、主管人员和工作人员提供行为结果上的可预期性。（2）合同约定免责的完善路径。提出采用在许可协议中设置格式化免责条款的方式免除由于用户行为不确定性给数据提供部门带来的责任风险的完善路径。（3）基于认知偏差的风险治理路径。由于感知责任风险是基于数据提供部门对于责任风险的主观认知,其感知到的责任风险存在放大的现象,形成了过度看重数据保密安全而忽视数据开放的认知偏差,因此可以从改变数据提供部门认知的路径来降低其感知到的责任风险,使风险可接受。针对免责机制实施不到位而产生风险认知偏差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应加强数据提供部门对免责机制认识的完善路径。针对由于用户担心权力问责风险而不积极开放数据的问题,提出增强其应对社会问责的能力减少其认知偏差的完善路径。（图14,表26,附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