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正处于开拓新领域、挖掘新内容的调整时期,许多学者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海外。放眼全世界,与中国文化渊源最深的国度,无疑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尽管已有研究资料表明,最早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是俄罗斯人着了先鞭,但真正对中国本土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日本人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日本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是1882年由末松谦澄编纂。从1882年至今135年间,日本学者一共编写了70余部中国文学史,学者们从最初的摸索尝试到后来的反复完善、再到掀起编纂高潮、以及现在的编纂反思,可谓是自成一派。而在这百余年间,先后涌现出一批如久保天随、儿岛献吉郎、笹川种郎、青木正儿等著名文学史家。早期的日本“中国文学史”内容复杂结构庞杂,文字、官制等都属文学范畴,1903年,久保天随首次运用西方的“纯文学”理念编写中国文学史,将“文学”从“国学”的体系中彻底脱离出来。在日人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不少文体论著,如笹川种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就是最早的中国小说戏曲专门史。它的出现,打破了原先“诗文一统天下”的格局,丰富了日本“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使小说戏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相比之下,“词学”作为一门比较冷门的研究,近些年才受到瞩目。20世纪初,在日本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书写自己的文学史。早期中国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完全照搬或机械模仿日本作品。如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不仅仿照了儿岛献吉郎的《支那文学史纲》,还借鉴了久保天随、高濑武次郎的作品。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中国学者们开始了文学史撰写的自我摸索与创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著作。可以说,中国本土的文学史书写大致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早期,生硬地模仿日本;二三十年代,自我的摸索创新;再到后来的理性批判,直至完全摆脱日人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书写历史、文学观、文体等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以总结日本的书写的规律、经验、文学史观的形成过程。同时,此次研究意在让我们认识“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从日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反观我国本土文学史的书写,以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这也是本次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