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历史背景复杂的战争,由于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武装介入而变为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战争,美国的军事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影响与制约美国军事战略决策的主要因素和矛盾是：既要遏制主要敌人苏联又要防止刺激苏联引起大战,既要坚持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又要在朝鲜战场保住“面子”,既要以“击退侵略”为由干涉又企图武力统一朝鲜,既要防止中国出兵朝鲜又无视中国的根本利益,既要依靠集体安全体系又不能不受盟国的制约,既要迎合国内的反共反华氛围又不能突破扩大战争的底线,既要停战又不甘心接受一个没有胜利的结局等。本文力图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互动中,还原美国军事战略决策的背景与过程,研究决策的机制与规律,揭示决策的实质与意义。论文分为绪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绪言部分回顾了朝鲜战争研究的学术史,论述了选题意义,阐述了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论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与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关系。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确立,该文件提出的自由世界在任何一地的失败即意味着在全球失败的观点、构建自由世界同盟的力量首要的是增强其安全感的观点、战争为扩军与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的观点,奠定了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思想理论基础。随着美国遏制战略思想的调整和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美国逐步把冷战的关注点从欧洲扩展到亚洲,“丢失中国”对美国政府造成的巨大政治压力、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攀升、苏联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碰撞与误判等因素,使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章论述美国有限战争政策的提出、偏离与确立。有限战争政策是决定整个战争进程的最基本的决策。美国在战争之初的NSC73号系列文件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动态的错误判断、国内外反共氛围的呼应与联合国军军事形势好转等因素,促使美国作出了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朝鲜的决策,迈出了扩大战争重要一步。“台湾中立化”政策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联合国部队进军鸭绿江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给了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不甘心失败的麦克阿瑟一再突破政策限制,牵制美国政府走向全面战争的边缘。军事力量的有限、坚持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主要盟国与亚洲国家反对扩大战争的呼声,使美国不得不放弃了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最终确立了有限战争政策。第三章论述杜鲁门政府的停战谈判决策与配合谈判的军事战略。1951年5月NSC48／5号文件决定采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朝鲜冲突。1951年7月开始停战谈判。自恃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不甘心接受没有胜利的结局,在谈判桌上横生枝节。在划定军事分界线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被中朝方拒绝之后,又在战俘问题上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致使战争又拖延了一年半。美国坚持在谈判期间不停火,发动地面进攻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轰炸,企图迫使中朝方就范。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了发展韩国军事力量的步伐,使韩国军队在战场上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也为美军从朝鲜半岛脱身作准备。第四章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战争的决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上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抓住交换病伤战俘中出现的谈判转机,面对现实地确定了战俘遣返政策,在互有让步的前提下,战俘谈判达成了协议。另一个是使用利诱与威胁相配合的手段,解决李承晚政府反对和破坏停战的活动,排除了联合国军内部影响停战的最大障碍,避免了可能发生在美韩之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制定了扩大战争的备选方案,停战谈判一旦失败就可能成为大战的起点。结语部分主要是分析概括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军事战略决策的得失。美国战略决策的最大失误就是战争目标的过度扩张,集中地反映在“台湾中立化”政策、越过三八线决策和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这三个最重要的决策上。美国通过朝鲜战争达到了杜鲁门提出的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与大规模扩充军备这三个目的,但遏制战略本身蕴含的矛盾使朝鲜战争之后的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